「從來沒有想過……會採用這麼暴力的解決方案。」1961年4月11日，納粹德國的移民專家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被帶到耶路撒冷的地方法院受審，控以反猶太罪和反人類罪等15宗罪。艾希曼在法庭表示，他從沒殺過猶太人，沒有殺過非猶太人，沒有下令殺過任何人，似乎是想表達，發生在納粹時期的屠殺行為，並非是他一人的錯，而是一個「國家行為」。
艾希曼不是沒有良心的人，但在1942年的萬湖會議上，作為處理猶太人問題的「移民專家」，他提供整套撤離猶太人的方案，包括安排猶太人到指定地黠登記和加上識別徽章，驅逐並分批運送到各個集中營屠殺，決定各個運送地點和容納人數，挑選奴隸和處理剩下來的人。他之所以提出方案，不是因為他的良心埋沒了，而是他發現當時的會議上，竟然沒有一個人反對「最終解決方案」，而自己亦默默地接受了這些「可敬的聲音」去取代自己的良心。
讓「可敬的聲音」取代自己良心的，不只艾希曼一人。根據作家兼刑事律師Tania Crasnianski所著的《納粹的孩子》，納粹第三號人物魯道夫赫斯（Rudolf Hess）就反覆提到：「我自己沒有良知，我的良知就是希特拉。」而德國歷史學者Joachim Fest在《第三帝國的一面》中亦指，「頭號納粹分子」赫爾曼戈林（Hermann Goering）也表示希特拉是自己唯一的良知。可見當時納粹黨員，由上至下幾乎都奉他們的元首為自己的良知。
在2014年9月下旬，香港警察在中環和金鐘一帶，動用催淚彈和防暴隊驅散群眾。時任警務處長曾偉雄向士氣低落的警員指出「你哋冇做錯到」。兩個月前，曾偉雄出席九龍城區議會，被問到警方在處理群眾時應否有批判性思維。他反問：「良心究竟係乜？」辯稱良心好危險：「你嘅良心同我嘅良心都唔一樣，甚至有人覺得我冇良心，係咪？」他重申，只要警隊嚴格依法辦事，就不會出現違背良心的問題。
幾個月後，七警把曾健超拉到暗角施暴時，曾偉雄是否仍然覺得良心不重要，七警在依法辦事？還是曾偉雄的良心，老早就被「可敬的聲音」，即梁振英的聲音取代，所以警察濫用私刑，亦沒有違背良心？而警隊上下，亦應該視他為榜樣，視梁振英為自己的良心？
只要香港人熟悉歷史，拒絕健忘，就不會對警隊自比猶太人感到驚訝。這不單是警察平日有否多讀幾本歷史書的問題，而是更根本的問題，即他們有否反思七警案的問題，和他們的良心有否被埋沒的問題。大多被送上法庭的納粹黨員，並不認為犯下甚麼重罪，他們會為自己辯解，並把所有的問題推卸到其他納粹黨員身上。但他們從沒把罪名推到希特拉的身上，因為希特拉已經是他們的良心，推到希特拉的身上，也就代表自己有罪。七警案中，你不會看到七警公開指摘梁振英，不會看到警隊有人指摘曾偉雄，也就是這原因。
不熟讀史書，又埋沒良知，自然會鬧出國際笑話，令到德、以兩國領館都不得不發聲明，以捍衞他們國家、民族的尊嚴。當然，笑話能夠鬧大，自比猶太人的警察是主因，但不停吹捧警察、無視過失的親中網媒及一眾小丑，其實功不可沒。與其不學無術，曲解德國領館的回應，倒不如多花精力讀讀史書，翻閱一下《第三帝國興亡史》中，有關1934年夏天發生的事。否則一個不慎，成了羅姆（Ernst Rohm），屆時怎麼後悔，都免不了成為笑話。
范克
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