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和好幾位NGO的行政總裁（CEO）聚會，他們分享和政府、商界、員工之間愛恨交纏的故事，CEO永遠是孤獨的，商界如是，NGO亦然。
人類社會自古以來無休止討論政府管治，一套政治語言十分齊全；當代市場經濟主導下，也有一套完整商業語言，哈佛商學院的案例研究就是其中表表。對比下，雖然全球慈善事業在過去幾十年長足發展，卻往往只能借用政府或商業管理的框架和案例，缺乏自己的理論和語言論述。
商界對衡量業績、成效非常重視，從以前看銷售，到利潤、資產回報、投資回報，再到今天的ESG、企業風險、長遠可持續發展等，對KPI的崇拜是所謂「有指標才有效果」（What gets measured gets done）。當商界希望系統的參與幫助社會，捐贈慈善，也自然把這一套加諸NGO。
一般的NGO對這些數字管理不以為然，「人」的工作應該從心出發，社會的問題要持續長遠投資，怎麼可以靠三兩年的KPI訂「死線」（Deadline）呢？筆者商界出身，現職慈善，對同業非常同情，也能理解他們的難處，可惜慈善界還未能像政府、商業一樣提出一套有力的語言論述，與之抗衡。
其實有不少國際知名學府正在做這個工作，史丹福大學的慈善研究院，揉合商業概念、聚集一群有意捐大錢投入慈善事務的有心人，希望創造有影響力又可持續的慈善發展。印第安納大學的Lilly Family School of Philanthropy 2012年成立，是全球第一個大學設立的慈善學系，著重培訓將來慈善機構的領袖，筆者和院長Amir Pasic交談中理解學院接近1/3的博士生來自中國大陸，將來中國人在此新興範疇的影響可以預期。
有中國學生留洋，國內的發展也不甘後人，清華大學年多前和民政部合作成立公益慈善研究院，希望為慈善機構培養人材之餘，也成為國家智庫，協助訂立行業標準。同樣在2015年11月成立的深圳國際公益學院，由包括比爾蓋茨基金、老牛基金等捐助，筆者看他們提供的課程，目標似乎是引導富人變為慈善家，而且強調家族傳承。
香港有深厚的慈善傳統，NGO的能力也很強，同時具備國際視野和中國經驗，未知在全球發展這一套慈善語言論述的潮流中，是否也能做出重大貢獻？起碼讓孤獨的CEO們可以有一套語言、案例互相安慰？
張亮
香港賽馬會慈善及社區事務執行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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