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會拿回美國人的就業機會，拿回我們的邊界，拿回我們的財富，拿回我們的夢想。我們會遵循兩個簡單原則，就是買美國貨，僱用美國人。實行保護政策，就會帶來大繁榮和自強。美國優先！」
憑着特朗普就職總統演說，全球人倒退到三十年代。1929年華爾街崩潰後，經濟嚴重衰退，右翼民粹主義抬頭，1930年國會通過了Smoot-Hawley Tariff，大幅提高關稅。歐洲各國報復，結果美國貿易額很快下跌超過一半，衰退變為大蕭條，為德國法西斯上台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鋪平道路。現在特朗普只是吹起貿易戰號角，但亦足以令數以萬計民眾抗議特朗普就職，其來有自。
新自由主義劫貧濟富
在資本主義全球化時代，各國經貿關係緊密相連，想要搞貿易戰而不自傷是不可能的。這不是說，今天美國基層人民要求就業保障不對，也不是說由1979年開始的新自由主義貿易體制沒有問題。
去年4月15日，英國《衛報》的著名評論家George Monbiot便指出當今市場原教旨主義，或曰新自由主義，如何破壞民生，劫貧濟富：「實踐民主的最佳選擇就是買賣，稅收與監管要盡量減少，公共服務應該私有化。發起集體談判的工會被描繪成市場扭曲，而不平等被說成是高尚品德，它不僅獎勤罰懶，更是財富的來源，而所製造的財富還可以向下滲漏，使每個人都富裕。」實際上，貧富懸殊繼續大步邁進，八個超級富豪的財富等於全球一半窮人的財富。
面對這種市場原教旨主義，很早便有兩個截然不同的反彈，一個是國際主義的回應。1999年西雅圖的反世貿運動（主要針對世貿大大擴張大財團權力）爆發，促成各國都發生所謂「全球正義運動」，連香港在2005年底也出現頗具規模的針對世貿的運動。這些運動強調並不反對各國貿易，而是主張「自下而上」的全球化，使貿易真正服務於大多數人民利益。
另一種是右翼民粹主義的反彈，就如特朗普那樣。這種反彈容易變成政客煽動怒火，為其火中取栗的工具。2008年的金融危機，進一步暴露這種體制的破壞性，社會中下層亦醞釀巨大不滿，但現在來收割民眾反體制情緒的，已經不是弱化的左翼，而是右翼民粹主義了。這便是從美國到法國到德國等等，右翼民粹崛起的背景。
但是各國今天的經濟聯繫比三十年代更為緊密。特朗普特別針對的中國，恰恰就與美國非常緊密，以至有學者戲稱兩國關係為中美合體（Chinamerica）。2014年，美國對中國依賴程度可從下表看出：
表面看，美國公司在華銷售額比率很低，但不能只看平均數。另一個方面，就是看公司大小、種類，這才是對華府影響力大小所在。售賣洗頭水的公司，影響力上遠不如蘋果手機。JP摩根在2015年跟蹤標準普爾500指數公司對中國的收入依賴性表明，科技公司，特別是零部件製造商，大部份業務依賴中國。從中國獲利良多的美國大公司，會任由特朗普嚴重損害其利益嗎？
財閥們當然有很多牌可打。在社會比較平和時，財閥往往通過公債及旋轉門等等機制，有力影響華府。然而，在經濟不景，中下層嚴重不滿的時候，又大不同了。煽動家一打開潘多拉之盒，極右民粹的惡靈便逃逸，這時，無論是大財閥還是特朗普本人，還能否駕馭惡靈，這才是問題。
區龍宇
《Working USA》編委會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