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需要，翻了點兒晚清京官日記，被連篇累牘的壞天氣震驚了。譬如說，常熟世家翁心存、翁同龢、翁曾翰三輩人，就在北京見證了許多沙塵天。
咸豐十年三月十日，翁心存日記：「丑刻大風作，吼聲如虎，較前日更甚，天明後晴，黃霾漲天，日光韜景，午後愈甚，沙積地皆黃」。同治元年二月廿六，則是：「清晨風色濛濛，日光淡淡，午刻大風作，黃霾漲天，白日韜影，未刻後愈甚」。同治五年正月初六，翁同龢稱，「是日地潤。午後無風，而黃沙漠漠」。八年十二月戊戌朔，翁曾翰又說「狂風，黃霾蔽天」。睹此愕然，但覺即使沒有霧霾，北京的春天也未免太難捱。至光緒二十二年四月初八，翁同龢又說「大風起，午後尤甚，塵霾漲空」。這天卻有了實際影響，原來皇上和太后要去香山卧佛寺拈香。結果「本擬登眺，及半山而止」。
我又繼續探尋，想知道壞天氣怎樣影響生活。首先看到紅白事。過去講究擇吉，日子既定不能改易。光緒卅年三月十七日，晚清的一位侍讀學士惲毓鼎趕場很忙。儘管「黃霾蔽天，風沙眯目」，仍舊分別到三位朋友那裏弔喪，又到一人家中賀喜。最後「歸寓換便衣」，再去參加某個約會。
每見今人重度污染也不戴口罩，隨即又發現，過去北京人民在狂風沙土之中也能安之若素。民國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黃霾蔽天，日色無光，天亦燥熱」，學者徐兆瑋還施施然出門，到東安市場裕源樓午飯，買雜誌、買書、買拓片，又「驅車至方家胡同圖書館閱書」，看了宋本《皇朝文鑒》、《歐陽文忠公奏議》，金刊本《尚書正義》，以及四庫本《詩名物疏》、《西清硯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