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黑箱政治的其中一個特點，是不同權力板塊，會在政冶權力及經濟利益的爭逐過程中，先透過各自陣營控制的政治資源，營造聲勢和支持，配合現實政治的轉變，形成主流意見，作為最終爭勝籌碼。
香港新一屆的特首選舉，是不是同樣也體現了這種政治特色？作為主體的香港人對此可能仍然如在五里霧中。梁振英直到12月初宣佈放棄競逐連任之前一兩天，其支持者仍四出放言，否定持續不利的民調結果，甚至意圖嚇退潛在競爭者。這些努力卻好像被一夜之間才出現的「家庭責任」全盤推翻。
之後短短一個月內，出現了辭職待批，明顯有意參選的財政司長被勸退的消息；西九故宮博物館爭議；突然重新考慮，不旋踵也決定赤膊上陣競逐特首的政務司長，甚至據說中央向建制派選委放言證實，她是唯一支持的參選人。如果只繼續抱着剝花生及旁觀者的心情，這些都是十分可觀的好戲。
另一方面，香港人也可以繼續讀到據說有中央某個板塊支持的報章，天天攻擊主事香港政策的那個板塊的主要人物，也未曾中斷過抨擊香港政府仍然在任的高層領導。
作為一國兩制安排下的特別行政區，香港不是政治獨立。香港的特首必須得到中央的接受，這一點順理成章。《基本法》中清楚寫明，香港人選出的特首最終也要得到中央的任命。回歸以來，從來未見過對這一點有爭議。也可以想像，如果真的有公開公平的選舉，香港的選民會不會主動製造憲政危機，選擇可能被中央拒絕任命的人當特首？
政治心魔 孰令致之
過去30多年，香港社會大大小小多次選舉，結果一再說明，大部份選民都是理性的。中央政府實際上支配大量的本地輿論資源，如果中央的意向是清楚的、有理的，香港人有必要跟中央政府作對嗎？有人說，立法會選舉不是選出比較激進、有強烈本土主義傾向、甚至有港獨意識的議員嗎？因此北京才會不放心，要加強選舉可操控性。
但這種憂慮及戒心，在制度上處處設防，才是造成今天局面的原因。回歸後，為了增加建制派的勝算，把選舉機制改為比例代表制，少數比較偏鋒的參選人，只要爭取到一兩萬票，便有機會取得議席。
如果不是改變了原有的選舉安排，立法會今天的局面會是如此嗎？如果北京當局遵守對香港人作出過的承諾，不一再拖延及改寫已經清楚說明了的政制發展路線圖，所謂本土主義、港獨意識，還會有政治發展空間嗎？
行政會議成員羅范椒芬說梁振英任內很多好的政策都未能落實，原因是其「大陸淵源」造成的「原罪」，成為「市民遷怒的對象」，又呼籲香港人「放下心魔」。事實上，很多人對香港近年停滯不前，舊的問題未能解決，新的發展計劃也未見曙光而感到憂慮。但問題的核心是為甚麼會認為大陸淵源會構成原罪？為何香港的人心與國內的官意變得壁壘分明，甚至與本地政府的理念日漸脫節？
簡單而言，是因為「港人治港」得不到充份落實。現在，就連用選舉代表自己的特區首長這樣重大的政治議題，絕大多數香港人也只能淪為剝花生的旁觀者，眼巴巴看着國內不同的政治及利益板塊在香港的特首選舉上各自尋求操盤，今天香港這樣的政治局面便不難理解了。這究竟是孰令致之？又是誰應該首先放下心魔？
鍾劍華
理大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