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除了保釣運動，還發生了中美關係的大突破。基辛格七月秘密到北京，隨後是總統尼克遜訪華並在上海簽訂《中美上海公報》。《七十年代》緊貼時事，從全球的反應作出了比所有的中文傳媒都深入和多角度報道。而當時的中共領導人，無論是毛澤東會見斯諾的談話，還是周恩來與《紐約時報》專欄作家賴斯頓的舌戰，都極具新聞性與可讀性。很難想像現在的中共領導人有這種識見和氣度接受如此刁鑽的訪問。《七十年代》也銷量激增，當時我們用薄紙印的航空版，空運美加歐洲。在香港，《七十年代》風行於大專界。那個年代的大專生，很多人受《七十年代》影響。
講這些事，絕非炫耀自己，而是說明那時的處境和受到的影響。由於《七十年代》受到周恩來的看重，我在香港也被介紹認識了中共的高層。其中聯繫最多的是潘靜安，他的職銜是中國銀行的副總稽核，但實際上所做的事與中行業務完全無關。他的辦公室在舊中國銀行（那時還沒有新行）的二樓，去他辦公室常可見到左派的檯面大人物，如費彝民、王寬誠等人。後來有人告訴我，潘靜安（人稱潘公）是中共調查部駐港的負責人。我當時不知道調查部做些甚麼，但因為我常常向出版界的中共領導人藍真提供一些香港和海外知識分子的狀況，於是被直接介紹到潘公那裏。我所提供的，其實多轉述一些知識分子的來信，主要反映香港和海外知識分子圈中的思想動向，和一些在外國校園發生的涉及中國的事情。我把這些信轉給中共的目的，是想讓當時對外界幾乎處於完全封閉狀態的中共了解些實情，免除他們隨便把我們的不同意見的文章判作「敵人」。我從來對於「打小報告」的行為很敏感也不齒，所以我所有會報都是講事情講大勢，絕不表達對某個人的好惡，至於許多來信中對於中共一些做法的尖銳批評則會原文照錄。
儘管對調查部的功能不了解，但從在大陸被接待的情況看來，它是保密又很有權力的組織，大概類似美國中情局吧。後來我去北京，被安排與「部長」羅青長談話，但我不知道他是甚麼部長。我所知道的，是潘公與對台工作很有關係，並知道最高負責人是周恩來。而且知道無論羅青長還是潘公，同周恩來關係都非比尋常。
1972年我被邀請參加國慶觀禮團，應我的要求，被下放到幹校的我的五叔，從幹校傳回北京與我見面。他那時還沒有脫離文革的厄運，但他多年後對我說，我的到來和要求同他見面，使他的狀況有所改善。
在潘公的安排下，我妻子也在1974年帶同兩個女兒，以「調幹」方式調來香港工作，被安排在商務印書館編輯部，並有住房。對個人生活來說，這是很大的轉變。
維基百科的資料顯示，調查部在1983年與公安部反間諜部門合併，稱為國安部。潘公1982年調回北京，2000年去世。他出生香港，待人寬厚，語言風趣，一點官架子都沒有。他一生為中共效命，但我還是尊敬而且懷念他。
（生命回望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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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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