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輕時受到中共的關注和倚重，源自1971年在我主編的《七十年代》上對保釣運動的報道。
1970年11月，在美國的台灣留學生發起保衞釣魚台運動，反對美日兩國協議，準備在1972年把美軍二戰時所佔領的琉球（即沖繩）交予日本，當中包括釣魚台列島。保釣運動以五四口號「外抗強權，內除國賊」衝擊台灣國府與美日政權，迅速從美國延燒到加拿大、歐洲和香港。中共官方起始對有關事態不僅沒有支持，甚至沒有報道，包括香港左報。
我當時諮詢香港的中共領導人，所獲答覆是當心不要被別有用心者利用。長期形成的敵情觀念，是中共對所有不是它們掌控的運動持慎重態度的原因。然而，我認為這是一個愛國正義運動，於是即使被勸小心，仍然決定在《七十年代》大篇幅報道並予以肯定。
《七十年代》對保釣的報道，使海外留學生和香港大專生認為中共這個強大政權支持他們的正義運動，並相信中共會採取強硬立場去對待美日協議。這在海外與香港大專界，都造成有利於中共統戰的形勢。而當時有中共負責人也向我表示，周恩來看到《七十年代》，並因此對保釣予以肯定。
回想我那時作出不顧規勸去大膽報道的原因，是基於兩種思想意識，一是我長期形成的社會主義和愛國主義的人生理想，仍沒有改變；二是經過1970年妻子在大陸被隔離審查之後，我對中國共產黨的具體施政已極度懷疑，而更相信自己的判斷。
從童年到念完中學的成長期間，由於受到抗戰、內戰和中共建政初期種種新氣象的深刻影響，我年輕時對於實現人生理想的依託，就是中國共產黨。那時我們對共產黨員不像現在那樣憎惡與恐懼，相反是尊崇與敬重。中學時我靠近一些地下共青團員同學，出來工作後靠近沒有公開但從行為中知道是共產黨員的人士，我聽他們帶指導性的談話，也願意按照他們的意見去做事。共青團員、共產黨員，在我心目中像是高人一等。實際上黨員幹部也會因為他們有組織的依靠而自覺地位高於一般人。
1970年3-6月理想破滅，就是在思想上對這個依託的極度懷疑。那時候的認同問題，不是指國族認同，而是指對政治權力的依附取向。國族認同沒有改變，仍然認同中華民族；思想主導也沒有改變，仍然執着於社會主義和愛國主義。然而，實現理想的依託改變了，即不再認為中國共產黨是實現理想的依託。誰說中共領導一定是對的，中共政策一定要緊跟呢？
當然，我沒表白過自己的思路，而大幅報道保釣，則是我基於自己理念的決定。想不到這項不太依從組織意見的行為，卻因當時的形勢轉變和引起中共高層的注意，而得到中共的意外肯定。
但隨後的發展，則顯示中共的「愛國」是充滿權力考量的。當支持愛國運動可以贏得海外人心時，就表態支持；當與中共的權力發生矛盾時，就毫不猶豫放棄或弱化這種支持。1972年與日本建交，絕口不提釣魚台主權，又放棄對日本的戰爭索償，已失掉許多海外愛國者的人心。我也開始認識到，一切理想的口號都是虛假的，控制和擴大政黨的權力才是真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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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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