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新年，似乎沒有聽到有人祝願「世界和平」；偏偏此時此刻，世界最需要，就是這個和平的祝願。最新一期的《外交》雜誌（Foreign Affairs），題目是「失控？國際秩序的未來」。這本由美國智庫「外交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出版的權威刊物，在過去九十多年，也見證美國由不干涉世界秩序的工業社會，變成自由民主制度的捍衞者。
這樣講難免會惹來不少左翼學院派的不滿；因為在他們眼中美國是二十世紀的霸權，是新的帝國主義，在國際舞台上的行為，也只是為了自身的利益。說到底，左翼學院派真正恨之入骨的，是美國所代表及爭取的開放市場和自由貿易。
只要對歷史有點認識，其實就知道兩次大戰後的幾十年，是人類文明歷程中罕見太平盛世；而維繫着這種局面的力量，就是來自令國家走向自由貿易和市場經濟的新秩序。至九十年代，政治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甚至形容這一套自由、民主和開放市場的價值，是歷史的終結；言下之意，就是在已知的制度當中，自由民主和市場經濟，是社會的終極形態。
幾年前在一個研討會上，福山已經感到世界各地的發達民主社會，正在醞釀排外的民粹主義，並且有可能令到世界的局勢有變。事實上，福山的觀察甚為正確，但這浪思潮背後的成因，以及解結的關鍵，究竟又是甚麼？
通常當普遍人民感到資源不足以分配，排外情緒便會自然而來。毫無疑問，在過去二、三十年的經濟發展中，雖然出現了新的機遇，但也有不少工作和收入機會被取替。一定程度上，特朗普在今次美國總統大選中提出的綱領，例如將製造業和工作帶回美國，又或者對人民幣的態度等，都是基於這種情緒主導的計算。
迷信武力只會步向地獄
在大西洋的另一邊，歐盟成員國之間的矛盾，是在2007年通過《里斯本條約》後，才更見明顯。歐洲理事會作為歐盟的最高決策層，自此不再視成員國的高度自治為原則；而歐洲理事會（首長會議）和歐盟理事會（部長會議），不但擴大了可以過問的個別國家內政範疇，也顛覆了國族自主（Sovereignty State）的概念，埋下了成員國之間的裂痕。
此外，在《里斯本條約》之前，德、法、英、意四國在部長會議的投票權本來是相當的，但在《里斯本條約》之後，德國在部長會議的權重佔比大幅增加，令德國成為許多人眼中的「歐洲霸權」，然而面對不斷湧入的難民，德國卻要其他國家分擔代價，令各國政府難以向選民交代，歐陸排外情緒亦隨之出現。
我不敢斷言當下的局勢發展下去，會導致怎樣的結果。《外交》雜誌的精英，例如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 Richard Haas，指世界是時候檢討「國家」這個根深柢固的思想，並且要建立出「世界 2.0」的新秩序，也有不少作者提出，美國不能夠走特朗普所主張路線，從世界舞台退下來，但又要同時想方法將俄國和中國納入新秩序當中。
我們要明白，政治的本質，就是不事生產；掌權者只會將利益從一部份人身上，轉移到自己和支持者的手上。可是當越來越多人過份地依賴國家和政府，政治機器難免會跟自由、民主和市場經濟出現衝突。我不相信以武力控制武力的命題，也不認為在國家大政府上，再置一重超級大政府，可令世界變得和平。作為個人主義者，我相信只有在「將人視為個體」的普遍共識下，才可能有真正的世界和平；任何迷信權力和武力的主張，只是循不同的途徑步向地獄，殊途同歸。
李兆富
Common Ground HK召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