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竹山研究清代的人參產業與相關問題，曾有過如下觀察：
人參的採收與販賣，最初都歸國家管理，分配權也相當集中在中央。採參都在東北深山中，此項工作唯有旗人可以從事。收來的參必須經過查驗，符合要求、品第，方可分配。在滿足特供階層需求之後，部分留在府庫裏，年久後折價販賣民間。
受當時醫藥文化影響，世人對參很有些迷戀。凡病皆欲求參，吃死也在所不惜。這樣一來，天然山參日漸供不應求。採參的人丁要交多少都有定額，不得已，唯有發展各種權宜之計。以次充好，摻入雜質以增重量，或者甚至不等人參真正在野地裏長成，就挖出秧苗來，在寒冬深山中搭棚栽培，促其盡快茁壯。
這種「不天然」的參，最初遭到抵制。官方覺得它不接地氣，不得土力，大補之效必定七折八扣。可是年深日久，東北山林中的老參已開採殆盡，從秧苗栽培的參，最終只好不尷不尬地榮登大雅之堂了。到了晚清，東北某些地方，甚至有了專門的「參園」。譬如宣統《長白匯征錄》裏就說，「湯河左近……參園甚夥，名曰秧參」。
從不受歡迎到大行其道，這過程很難有文獻來證明。最近讀到愛新覺羅裕瑞的詩集，驚喜地發現他寫過一首《得參秧作》。裕瑞是清宗室，官爵不低。嘉慶中後期，他移官到了盛京。盛京在關外，即今瀋陽；地氣寒涼，出產人參。得到參秧大約在這之後。
這首詩並不很好，勝在誠實。他描述了參秧的樣子，「豆雙紅弄艷，葉五綠攢枝」。他知道這種秧苗還遠遠不能服用，「入藥知還早，蒔秧正得宜」。他甚至認識到這種秧苗非常嬌嫩，要用心養護才能長成。
那麼或者可以說，在那時候，在「地方上」，栽培秧參的知識恐怕已經略略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