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七之後的新聞傳媒工作，說多困難有多困難，二十年不到，傳媒已死也許太誇張，也大概離事實不遠。
尚幸不死的是傳媒人。拒絕仰傳媒老闆鼻息，仍自有堅毅不屈的同行，突破一個個已收窄得只剩方寸的框框，以自己的方式為這社會立傳。這一陣子幾位傳媒朋友先後有讓人引頸以待的舉措，先是有夫子劉銳紹的政治小說，繼而是陳曉蕾自資出版的深度採訪，羅恩惠的六七暴動紀錄片，以及盧敬華的國內維權律師紀錄片等，全都是在極有限的資源下，勉個人之力而為，花上以年計的私人時間，排除萬難去完成的，艱難我奮進，困乏我多情，令人肅然起敬。
他們幾位有我做過同事的，有只是幾面之緣，也有不曾見過面的。六七暴動年前有前輩行家張家偉獨力深入調查採訪，出了幾本份量不輕的書，這段被中英雙方刻意深埋的歷史，空白處太多，檔案館理該保留下來的資料文獻，竟蕩然無存，變成了消失的檔案。恩惠用四年時間，以影像為歷史存照，殊為難得。
前陣子在九龍城書節的一個文學講座上與夫子同場分享，講的是歷史現場與寫作。說到歷史現場，夫子是同時經歷過六七八九一四的大師兄，他說自己一生是人家四生人的經歷，殊非虛言，新聞界縱橫多年一直不言倦，仍視自己為記者，新聞背後幾多故事，有驚心動魄的權鬥，也有令人扼腕的兒女之情，最醜陋與最高潔的，他都親眼見過，甚至捲入其中。
六十年來中國和香港的歷史跌宕，歷練了幾代的人，奈何太多人在政商傳媒文化各界選擇同流合污，依附權貴上了高位，卻一力破壞香港的價值，動搖本來便不深的根基，多少違心的骯髒事都做了出來，明明欲壑難填，尚且自以為有功於香港，彷彿我們還欠他們一個公道和多謝。難得有如夫子者，永遠都在前線，時刻發奮去記的，正是這難看的世道和人性。
夫子的勤與認真，以他熟知中共政治操作和人事，他的政論固然是必讀，不說不知原來他已先後出了兩大本長篇小說，一本十六萬字一本三十萬字，是現世的官場現形錄和時代的照妖鏡，值得好好參照，對號入座自有一番體會。
時代之難也自有難得的產物。評論和新聞在亂世的角色不能再退半步，夫子自嘲政論文章影響有限，這是自謙，但我和夫子看法相近，相比起新聞，文學是更根本的基石，影響不限於一時而在後代，也是一處地方文明與精神的指模辨識。夫子說他要為香港寫出當世紅樓夢，我不敢仰止，百廢之城，只知能有份砌出一磚一瓦，是能力所限，也是責之所在。別看小這人人實實在在砌上的一塊，城是這樣建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