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彭定康回來，人人興奮莫名，彷彿整個九十年代回來了。當我們懷念肥彭時，到底在懷念什麼呢？只怪我當時年少無知，末代港督的豐功偉業，實在不太清楚，唯獨記得他吃蛋撻的模樣，當然還有三位如花似玉的千金。據港大民意調查，彭定康跟董建華和曾蔭權相比，評分不算標青：肥彭只在上任初期有五個月高於六十分，董建華有八個月，曾蔭權則連續三年維持六十分以上，首兩月更超過七十分。可見肥彭任港督時，不見得特別受愛戴。何以事隔廿年，大家卻驚為天人呢？理由顯而易見：梁振英。梁上任以來，只有五個月僅過五十分，民望是香港廿四年來最低。北京政府勿怪港人戀殖，梁振英做特首，我們幾乎連董伯伯也懷念起來，何況彭定康？
港督其實是份筍工，薪酬比首相高，還免稅，出入乘勞斯萊斯，府第有五十六人侍候。彭定康當年因為輸了大選議席，才被馬卓安委任為港督，有人問他感受，他說「Sweet are the uses of adversity」，大意為「逆境自有妙用」，是莎翁《皆大歡喜》名句。瞧，政治是語言的藝術，而梁振英和彭定康的最大分別，就在藝術的高低。舉個例子罷。梁振英曾在《施政報告》說，有個五歲小孩問他：「行政長官，我長大後住哪裏？香港還有沒有足夠土地？」是否真有其人，不是重點，重點是：這角色出場突兀，口吻不似小童，梁沒有提及他如何回應，只一味打官腔，說「增加土地供應需要更長時間」、「要開展長遠的土地規劃及開發工作」等等。說故事，自然有用意，梁的用意是什麼呢？一是偽裝親民，二是製造藉口自辯──解決不了土地問題，不是我無能，只是時間不夠，所以一定要連任啊。梁振英講的故事，不但拙劣，且千迴百轉，還是以一己利益為中心，令人聞而生厭。
彭定康說故事，則發人深省。兩年前他在《金融時報》撰文，提及自己回歸前到訪香港的精神病院，有病人禮貌地問他，一個自命世上最古老的民主國家，為什麼把自己的城市交予另一政制不同的國家，事前既不諮詢市民，又不給他們留下民主以作保障？彭定康沒說自己如何回答，只提及助手說：「奇怪，在香港問出最明智問題的人，居然身處精神病院。」（Strange, said one of my aides, that the man with the sanest question in Hong Kong is in a mental hospital）回應土地不足，梁振英只懂砌詞掩飾；針對民主問題，肥彭則巧用反諷，講了個層次豐富的故事。什麼反諷？精神病人理應「神智失常」（insane），卻問出「最明智的問題」（the sanest question），這就是反諷。有中共打手說，肥彭這樣寫，是暗示香港追求民主的人都有精神病；這批評者顯然不知道，古希臘人認為「預言家」（mantis）跟「瘋狂」（mania）是不分的，瘋狂就是神明附身的狀態，肥彭的角色設定，不過指涉這種古老觀念。回到那個故事，何以只有精神病人問這問題呢？留意背景是九七前夕，紙醉金迷，故事寓意大概不言而喻罷。
同樣是虛構，在彭定康口中是藝術，梁振英則是偽術，看以上例子，便知道我對事不對人。膚淺的香港人向來不講意識形態，要他們愛國，首先要愛特首。當年的文采風流，今日的衣冠禽獸，兩者分別，就像彭雅思和梁頌昕，是五歲小孩也看得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