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在荒寒的咖啡室，寫憂傷的詩。他擁有的是一個咕𠱸，一部Olivetti打字機，一件Burberry的藍色雨衣。他初到倫敦時就買了這些，過着很波希米亞式的生活，當着滿地可文化界的難民，那時他25歲：Leonard Cohen。「我去睡了，差點便忘了那四顆白色的紫羅蘭……」
1961年27歲，出版了第一本詩集《The Spice-Box of Earth》
“When he puts his mouth against her shoulder
she is uncertain whether her shoulder
has given or received the kiss.
All her flesh is like a mouth”。
由文字到音樂，他的作品足以把我電死，輕則暈浪，藥石無靈。人道是「憂愁的教父」“the godfather of gloom”，但如果每個人生命裏都需要如劇作家易卜生在《野鴨》說的「救命的謊言」，騙自己到一個點繼續捱下去，我口袋裏的音樂一定要有Cohen「救命的歌聲」。他就算憂愁都是鬥士，從來，有一種鬥士的意志。九歲， Cohen爸爸離世，他想要的遺物是父親的一把刀和一根左輪手槍；七十歲人，始發現親如家屬的經理人，把他的退休積蓄榨乾了最後一滴血，500萬美金屍骨無存，他拍拍身上的微塵，戴上帽子，世界巡迴演唱去，賺回自己的尊嚴和生活。在風中心中或傷痕纍纍 ，憂愁但不啻傷得神采飛揚，要不神采飛揚都傷感得平心靜氣，他的歌如哲學、如頌歌、如祈禱，法國哲學家Simone Weil說是「最難得、最純粹的寬容」。
遠未當歌手之前，他是個掙扎着的詩人，但早就清楚自己要的是什麼讀者。不要全世界，不要世俗的掌聲，他告訴出版商他希望接觸的是 “inner-directed adolescents, lovers in all degrees of anguish, disappointed Platonists, pornography-peepers, hair-handed monks and Popists, unpublished writers and curious musicians”，型到裂，或物傷其類。總之他清楚自己是什麼，要什麼，沒有虛妄欲求不屬於自己的，沒有硬要去穿細一碼的衣服、大一號的帽子，明知脾胃不適。說到底他寫在詩集之前的最後一本小說名叫《Beautiful Losers》“How can I begin anything new with all of yesterday in me？”
因為「搵唔到食」，33歲才當上了歌手。而且廿幾歲時在家附近的網球場邊，不正式地跟一個西班牙人學了結他，上了三課後他學懂了flamenco chord progression，是日後他所有歌曲和音樂的基礎。但到了第四課西班牙人便再沒有出現，他到後來才知他自殺身亡了。有些憂傷是莫名的在身邊，但莫名地決絕得你甚至參與不到。
好彩他搵唔到食，否則世上沒有這個歌手，為我們的靈魂解渴，與人類的問題對話。“From the church where the outcasts can hide, Or the mosque where the blood is dignified……We can separate but not divide”，他選擇刪去了《Democracy》中這些歌詞，因為不想太押韻上口，妥協了頌禱的氣氛，不想歌唱引起吵鬧紛爭，他要的是心靈的醒覺。但保留了“It's coming through a hole in the air, From those nights in Tiananmen Square……”。民主是什麼？在美國，是一個實驗，讓所有種族、所有階級、所有性別、所有性取向，互相對質，一個最真實的民主實驗室，試煉人性的光明與黑暗。他不要加黑添白，不必，不俗不亢不卑不挑釁不對抗。
“There Is a Crack in Everything, That's How the Light Gets In”。
膾炙人口的一首“Hallelujah”，他費了五年來寫，有時是穿着底褲撼頭埋牆的寫，但當Bob Dylan問他時，他說謊了答花了「兩年」。因為Dylan漫不經心的告訴Cohen他喜歡的一首“I and I”，不過寫了「約15分鐘吧」。世人當然有把他倆比較， 因為詩人式文學調調，因為猶太背景，但Dylan出道及成名比他早，二人見面時不唇槍舌劍，但對話過招像牌局出牌。或許一個是杜甫，一個是李白。有人在Dylan面前自high，說自己音樂是第二，Dylan第一，他答，「Cohen是第一，我是零」。並刻意把這故事告訴Cohen，「憂愁的教父」理解為Dylan要表示「他的歌出世超越，不可估量，而我的歌很不錯吧」。
不酸不苦不爭，八風吹不動這位情僧。歌曲中明明白白是禪意，卻愛女人愛得深刻繾綣。明明出過家做過和尚，卻永遠喜歡成為情人，永遠是幾個女人同時得不到的男人。過身前不久，老邁虛弱的他還寫信給多年前的深愛、垂死的舊情人Marianne，「我們身體都七零八落了，I am so close behind you that if you stretch out your hand, I think you can reach mine」。毋寧在輕聲哄她，我就在妳身邊不遠，別怕。太溫柔。或者也在說，我沒有放低過你，沒有放低過我們。至死浪漫入骨。
詩僧還有蘇曼殊：「人間花草太匆匆，春未殘時花已空」。
82歲興許是高壽，我還在哀悼中。他有首詩，邀人走進他心臟的葡萄園，吃無知的果實，和他分享死亡的霧靄和芬芳。
「契闊死生君莫問，行雲流水一孤僧。」演唱前如果感到筋疲力竭，會喝至少三瓶Chateau Latour的詩人、和尚、畫家、noncomfortmist，覺得Latour走進他的歌很和諧，他的死亡該是芬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