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社會的主流民意全面右轉，不僅體現在特朗普勝選，更從共和黨在今次國會改選中成功控制參眾兩院可見一斑。但西方選舉政治有「鐘擺效應」之說，也就是一個政黨或陣營敗選後，往往會洗心革志，認真自省及改過，然後在下次大選提出更符合選民期望的政綱；相反，勝出政黨在執政過程中總會犯下各種過錯，甚至會被勝利沖昏頭腦，以致民怨大增，在下次或再下次選舉中落敗的機會大增。很多國家的政黨輪替就是這麼完成。
「鐘擺效應」還可應用在社會的主流價值。過去幾十年，美國的「政治正確」越來越嚴重，對歧視非常敏感，不能冒犯及歧視弱勢群體（不能有性別、年齡、種族、性取向、貧富、宗教等歧視），這就是「政治正確」的金科玉律，執政者要致力從制度及政策上消除這些歧視。可是，全球化浪潮雖然替美國壯大了很多跨國企業，金融及科技業更受益匪淺，但同時，製造業因成本增加而外移，加上湧入的大量非法移民、難民等競爭，很多勞工及低下階層、沒學位白人等失去工作，而在政治正確下，他們無法申冤埋怨，傳媒及政客也不會認真關注及聆聽他們。這種潛藏的不滿終於在今次大選形成「鐘擺效應」，很多人將選票投給政治絕不正確的特朗普！
中國雖然沒有大選，但「鐘擺效應」並沒兩樣，習近平上台短短四年就成為黨的核心，「鐘擺效應」也應記一功。
一人獨大之禍見諸歷史
文革十年浩劫，人民固然受到極大摧殘，很多老幹部也受到打擊，以致文革結束後人心思變，由閉關鎖國走向改革開放，中共黨內也深知文革禍因是毛澤東高度集權，因此從過去一人獨大的高度集權，不斷分散及下放權力——企業自主權增加，地方政府擁有更大財政、人事及決策權，中央也由黨主席制改成總書記及集體負責制。1980年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的《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正是黨內分權之始的最高文件，其中的十二項原則有很多都是反集權，包括「堅持集體領導，反對個人專斷」、「堅持黨性，根絕派性」、「發揚黨內民主，正確對待不同意見」等。
到了胡錦濤時代，分權極致就是九個政治局常委各管一塊（軍隊、黨中央、國務院、人大、政協、宣傳、紀檢、政法、青工婦），形成互不從屬互不干涉的「九龍治水」之局，胡錦濤基本被架空，其惡果顯而易見：各自為政、互相扯皮、權力私有化，甚至出現周永康等獨夫，改革裹足、腐敗空前。要救黨救國，必須徹底改變這種「九龍治水」格局，由極度分權改為高度集權就順理成章了。過去四年，習近平利用這種氛圍，透過設立各種由他負責的領導小組作為決策機構，收繳各系統權力，月前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更確立了他的核心地位，正式為36年前力主分權的《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畫上句號。但集權於一人之禍，早已見諸中國及中共的歷史，習近平可以例外嗎？
潘小濤
資深傳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