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我訪問了中國老報人徐鑄成（1907-1991）。那年他73歲了。徐鑄成1927年進《大公報》先後任港版編輯主任、桂林版總編、滬版總編。1946年任上海《文匯報》總主筆至1947年5月被國民政府查封。1948年創港版《文匯報》。1949年回大陸，1956年奉命在上海復刊《文匯報》大鳴大放，隨後被打成右派，當了22年賤民。1979年獲平反後，短期訪問香港。我當時向這位老報人問了一個問題，就是請他比較一下在國民黨時期和共產黨時期所受到因言獲罪的經驗。
他說：國民黨對知識分子的迫害是餓肚皮，坐牢甚至殺害，比如封你的報館，但它在精神上沒有辦法凌辱你。報館被封後我回了一趟家鄉，家鄉父老都很尊敬我，我在上海居處的里弄居民見到我都肅然起敬，到處是安慰我的聲音。共產黨時代，一頂右派帽子戴上來，朋友、里弄居民都不敢跟你接近，戶籍警還常來看你，家人除了老妻，包括兒子都對我另眼相看，只差沒有脫離父子關係。這種精神上的凌辱，一想起來就一身冷汗……。
中國自漢以後，儒家的觀念進而成為知識分子的「道」，以後一脈相傳，稱為「道統」。而君主的權力是為「勢」，也稱作「政統」。代表「道統」的儒者，歷代皆以批判統治者的權威為己任，並成為社會與文化方面的領袖。范仲淹的「寧鳴而死，不默而生」，更是知識分子不畏權勢的表率。毛澤東大概深諳此道，於是他以群眾運動配合權勢對知識分子施壓，使他們臣服於掌權者而甘當文化奴隸。徐鑄成的經歷告訴我們，知識分子可以不畏權勢，那怕寧鳴而死。但知識分子很難不畏群情，在群情洶湧下，紛紛放棄道統，紛紛寫檢討作賤自己。許多著名的、甚至提倡自由思想的知識分子，在中共強權配合群情之下，都守不住忠於自己的堅持。
毛澤東善於運動群眾，群情往往是掌權者挑動起來的。但即使是自發的群情，在多數情況下，也是基於羊群效應。也就是說，多數人沒有經過自己慎密思考，往往只看到一些簡單事實，於是一犬吠形百犬吠聲地呼喚起來。俄國作家契訶夫說過：「公眾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是一樣的：又聰明又愚蠢，又和善又殘酷。它永遠是一群羊，需要牧人和看羊狗；牧人和狗把它領到那兒去，它就永遠跟着走。」
妻子年輕時追隨共產黨，曾相信「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在文革時看到她曾經非常愛護而又贏得尊敬的學生們，忽然群起造反，批判她施行「資產階級的母愛教育」。她於是從此認識到群眾即是群氓。
我既不想也沒有資格當牧人或看羊狗。但自從訪問徐鑄成以後，我就把「不畏群情」列為知識分子「不畏權勢」之外的重要準則，而且是更重要和更難堅持的準則。尤其是見到為對抗強權而遭到「一沉百踩」的弱勢者，我幾乎是無可救藥地會站在他們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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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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