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政府高層及他們在香港的代理人不斷說，今次人大釋法及時解決了宣誓風波產生的問題，在法理上、政治上帶來更大的確定性。但不管從邏輯上及實際發展來看這樣的解釋都站不住腳。釋法帶來的結果不是一個更清晰的憲制環境，也不是一個更穩定的政治局勢，而是引發更多的不確定性，更多的質疑，更大的矛盾，實在是下下之策。
兩制分野變得模糊
首先，釋法並沒有令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基礎更堅實。根據一國兩制及《基本法》的設定，人大常委會雖然擁有最終的權力，但為了實行一國兩制方針，為了保持香港的獨特制度與生活方式，並尊重普通法及原來的法治傳統，人大常委會及北京願意自行設限，令自己同樣受《基本法》的框架約束，不會隨便介入香港的內部事務，這也是香港五十年以至更多時間保持不變的基礎。
今次人大釋法卻破壞了自我設限的原則。北京在特區司法機關有能力、機制處理宣誓風波的時候悍然出手介入香港內部事務，以形同立法的方式進行釋法，把北京的政治概念及意圖直接加在法院頭上，逼法院跟從。這樣下來，兩制的分野變得模糊，香港司法制度的確定性大減，不管香港居民及國際社會再不能視本地司法制度為保障公民、企業權利及自由的柱石，因為誰也不知道北京會以甚麼藉口、甚麼理由釋法，把政治意旨強加在香港身上。對一國兩制的信心、信任而言，今次釋法的損害實在非同小可。
此外，今次釋法對法制及司法獨立的損害同樣嚴重。所謂司法獨立就是讓法院能按法律、法理及案例獨立處理案件，不受其他權力機關特別是行政機關左右，不受任何政治計算影響。一旦法院不再能按法理法律處事，要聽命於其他權力機關，要受到「太上皇」指點，那不但具體案件的審理及判決會出現不公平的情況，損害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整個制度的權威及公信力也大減。因為當公眾及國際社會發現政治考慮可以輕易透過釋法滲入法院裁決時，各方對法院及司法獨立的信心將大打折扣，他們是否願意在香港司法處理爭議便成了疑問，這對香港維持國際商業及金融中心地位也相當不利。
藉釋法來算政治賬
人大釋法不但令憲制、法制上的不確定性大大增加，政治上、政局上的震盪同樣嚴重。在北京把「宣誓風波」小事化大後，多個北京同路人、土共團體及政黨借此大搞政治清算，不僅對風波的始作俑者如梁頌恆、游蕙禎窮追猛打，誓要令他們失去議員資格；還把打擊面不斷擴大，藉口其他部份本土、民主派議員就職宣誓時有問題質疑他們的議員身份，並向政府施壓要跟進他們的情況；有人更提出司法覆核希望令八位甚至更多議員因宣誓問題失去議席。向來「左口左面」的港澳研究會會長、前港澳辦副主任陳佐洱就直指不符宣誓要求的議員「大有人在」，明示暗示要追究以令他們失去議席。
這樣的做法其實已把宣誓風波弄成內地的政治審查，搞人人過關，並且以打擊一大片為目標。試想想其他被指「不合規」的議員都已完成宣誓程序，確認了議員身份；而他們在宣誓時的言行表現並沒有所謂的侮辱性，把他們劃為打擊目標已不再是法律問題，而是渾水摸魚，藉人大釋法搞亂了局勢來算政治賬。一旦讓他們成功，九月立法會選舉的結果固然面目全非，整個普選制度也將因民選代表被清洗而失去權威與公信力，不能再反映市民意見及選擇。往下來市民對立法會、選舉制度以至整個政治建制只有更蔑視、更反感，並將選擇體制外的方式爭取本身權益，令任何社會、政治爭議只能在街頭處理及解決。這對香港的政治、社會穩定實在有害無益。
北京及它的同路人可不要再自欺欺人了。他們把宣誓風波激化、擴大化沒有解決甚麼問題包括港人的離心傾向，反而令市民與國際社會對一國兩制有更多質疑，引發停不了的憲制、法制與政治危機。
盧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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