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文人每喜做「國師」，中了「屈原毒」，又自覺有諸葛之才，認為上可為「治理國家」而「出謀獻策」，下可做「意見領袖」，啟迪民智，實為虛妄。
以戊戌政變為例，康有為是領袖，最愛風頭，權力慾最大。譚嗣同則浪漫而衝勁。梁啟超學識通博，也是最冷靜而具觀察力的一個，但組織力遜於康有為。這三個人，本各有所長，卻犯了判斷的通病：靠近了光緒皇帝，誤以為光緒年輕，有改革之志，又難得地欣賞而信任這幾位有現代西方文明思想的知識份子，而且一定活得比慈禧太后長久，所以毫不遲疑，全部將賭注下在光緒這邊。
書讀得再多，讀不通融，戊戌維新的一伙「顧問」，有許多書本的學識，但不了解中國宮廷是一個江湖，不但慈禧是一名龍頭，周圍的袁世凱、榮祿，不必讀書，都是一群撈家。
中國文人的缺點是天真，誤將天真為理想，而又誤將對理想的堅持，當作「風骨」。一百年來，研究戊戌政變的論著甚豐，今日看來，這場風波發展迅速，也可以感應當年康梁一伙人，皆以為手中有「直線」可以通光緒的那股空前的亢奮。
有直線通光緒皇帝，是沒有用的，首先光緒無權，其次光緒不是明治天皇，意志軟弱，身體多病。譚嗣同尤為天真，以為靠袁世凱，可以抵住軍隊，但袁世凱假意應承，卻又引起榮祿的眼紅。
光緒雖然想改革，下詔邊疆的地方大員，地方官都是慈禧委任，對光緒的詔書不予理會。光緒只有幾個書生為心腹，袁世凱卻是曹操式的奸雄性格。光緒皇帝全無領袖之才，康有為也不是領袖，其他全是幕僚顧問之類。獨有袁世凱可以是奴才，時機成熟，這個奴才卻罕有地可以成為領袖。
其中以梁啟超最有學問，也研究過崇禎皇帝和袁崇煥的關係，寫過一篇論說。梁啟超為何不明白這幫人的性格缺陷，也不懂「事緩則圓」的道理。這年他才二十五六，或者太過年輕。
那一年日清戰爭才結束五年，拳匪之亂尚未起，康梁有的是時間，兩人都周遊列國，與英美的關係很好，本來一切可以從容準備。但或許三十多歲的光緒皇帝的健康太差了，其他人能等，皇帝等不了。如果光緒有明治的體魄，有伊藤博文和坂本龍馬，而不是李鴻章康有為之流，一切都不同，但中國沒有，這就是國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