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任立法會議員游蕙禎、梁頌恆與梁振英政府合演對手戲，一方學日本皇軍，貶中國為「支那」；一方則乘機以「民族大義」為詞，祭起廢除立法會自主權、二十三條箝制民權法等等寶貝。游、梁所謂大膽抗爭，所謂抗爭手段不落民主派窠臼，原來如此這般。如此這般就是他們對香港的貢獻。
而其間民主派立法會議員的表現，只有民主黨最是堂堂正正，令人擊節。第一，他們斷然反對當局顛覆成法，褫奪游、梁這兩位賤種的議席，維護的是制度，是選民的抉擇，而不是游、梁二賤。第二，他們恥與賤種為朋，沒有像民主派其他議員那樣，視之如同志，殷勤護送入會議廳，力抗保安。民主派政客不少力求討好所謂本土派，換來的是什麼？我們只見本土派處處與民主派為敵，處處不予合作。
《新唐書》卷一一三載：唐朝武后年間，酷吏皇甫文備曾與司刑少卿徐有功一同審案，見徐有功不行冤枉事，就誣告他縱容逆黨。徐有功縱逆罪成，幸得武后特赦，才免一死。後來，皇甫文備為人所告，徐有功主審，判處無罪。或問徐有功：「彼嘗陷君於死，今生之，何也？」徐有功說：「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不可以私害公。」徐有功維護法律制度，卻絕對不會和皇甫文備那樣的賤種相親相愛。君子貴在有為有守，不在沽激虛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