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任何選舉，即使是普及而平等的選舉，候選人競選時說的話，與他們當選後做的事，都會有相當大的距離。競選的種種承諾，不管說的多麼好聽，到當政掌權後，往往就不是那麼回事。許多時候不一定是候選人的誠信問題，而是他未掌權時不知道自己會有這麼多掣肘，要考慮這麼多社會不同集團的利益，因而不能真正按最大多數百姓的利益去貫徹施政。
這是指好的候選人。更多的從政者，根本就是用謊言、用自己都不相信的承諾，去騙取選票。而不幸的是，絕大多數選民都很容易受騙。
但不管怎麼說，民主普選即使有種種缺失，仍然是在人類所有制度中最不壞的制度。
香港特首的所謂選舉，根本談不上是選舉。1,200名有權投票的選舉委員，大部份是聽取北京意向的利益集團代表。只看那些政商界人士，被問到有甚麼心儀的特首人選或是否支持梁振英連任時，均含糊其辭，絕不像講其他事情時那樣口舌便給，就知道他們都有需要等北京意向的難言之隱。
當選後面對的施政掣肘就更惡劣了。當選特首不但要平衡社會各方面的利益，更要聽從架在他頭上的中共的旨意。香港特首不是向香港市民負責，因為香港市民不是他的權力來源。表面看來他的權力來源是1,200選委，但由於大部份選委都按北京的指揮棒起舞，因此他無論表面上還是實質上，都是全面向北京負責。香港人要實現真普選只是爭取一半的選擇特首的話語權，也都被中共否決。
中共國是不是如領導人口口聲聲說的要堅決實行《基本法》、要維護香港原有制度五十年不變呢？即使鄧小平當年有這樣的想法，他的繼承者和大陸社會經濟形勢的變化，也不會真正這麼做。實際上過去19年的香港，就是中共踐踏《基本法》、從暗到明干預香港內部事務的歷史。
鄧小平說過：「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份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當然，這是他1980年未穩定掌權時提出「推進政治體制改革」說的話，後來因保守勢力頑固而推進乏力，而他自己也站到保守勢力一方才能繼續做老大，這段話也就成為現實的反諷了。
也許董建華或曾蔭權上任時還抱着要有一番作為的想法，曾蔭權不是說過推動普選要「玩鋪勁嘅」嗎？但在一個土包子治國數十年、對香港文明既不了解也不尊重、而國情又越趨腐敗的中共國的金箍罩壓制下，他們不僅無法為香港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
到了梁振英，則是「制度不好使壞人任意橫行」了。要不要換人？不換，難道讓壞人更肆無忌憚地橫行下去嗎？但若制度不變，換人也只可以減緩香港的沉淪，是不可以真正解決香港問題的。而參與競選者不管說得如何天花亂墜，如何緊貼民意，香港人和傳媒都要明白這些都是選舉語言。當選後完全是另一回事。這是香港特首產生的本質與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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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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