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南北:奔走相告的周三下午(安裕) - 安裕

東西南北:奔走相告的周三下午
(安裕) - 安裕

以「奔走相告」形容星期三午後的社交媒體說不上是誇張──不僅傳媒都在報道退休法官胡國興可能參加特首選舉,朋友之間更是再三轉貼以告周知,像是恐怕友儕當中有誰可能漏了這一消息。那時儘管胡國興參選仍未得到證實,政綱為何立場如何亦一概不知,卻能令到相識或半不相熟的說了大半天。這種心情折射出人們四年來的感受,星期三下午暗黑長路盡頭透現的微弱光暈,帶來至少是心理上的一絲寄望。
在特首以及立法會全面普選依然付之闕如的今天,特首選舉說到底只是千把人的小圈子選舉,幾百萬巿民無法直接參與;退一步說,胡國興的政治立場在星期三下午仍是一個謎,可是折騰足足四年的社會有如久旱逢甘露,儘管人們不算額手稱慶,然競相告知換人有機,是難以擺脫的低壓當下稍為積極的訊息。或者,到頭來胡國興連150張提名票也無法拉到,但終於有人出來角逐特首,一舉攪動低沉多年的政治氛圍。Facebook上看到的反應,客觀闡明特首選舉ABC之說是共同認知:只要換人,其他再說。
說起來令人低迴,都二十一世紀了,香港民情竟還有幾分如斯卑微的期待。然而經過一一檢視,這些想法其來有自,是萌生於過去四年的管治變質、從上而下的「與人鬥其樂無窮」落戶香港之故。四年於茲,人們看到的是核心價值受損,社會公義不彰,一國兩制扭曲,民間怨氣沖天,樓價指數飆升,貧富仍然懸殊;「沈園非復舊池台」,撕心裂肺之痛源於四年之間我們失去了太多,無以面對昔日的自己。
當然,人們明了難以馬上回到從前,但是無論如何總要走出修復自身的第一步,這不免想起1975年越戰結束之後的美國,是如何蹣跚走完修補一己創傷心靈的漫漫長路。當時尼克遜已經倉皇辭職,遠走加州隱居山林,福特接任做了兩年總統,共和黨罪孽他一個人全都一力扛下。1976年大選,福特尋求連任失敗,民主黨卡特上台,這個來自喬治亞州的南方人,雖是典型民主黨的微觀管治信徒,施政起來更似傾向無為而治。四年後列根上場,信膺「治大國若烹小鮮」的他是宏觀管治戰將,大條道理踏上這路。卡特與列根分別來自兩黨,意識形態迥異,卻都讓全國上下休養生息,不存搞作興頭。政治學者批評兩人在任期間不作為,史家則沿着更高層次指出,連同下令特赦尼克遜的福特,連續三任總統帶給美國社會心靈療傷的巨大空間,為九十年代實現戰後罕見的長時間經濟增長的克林頓政府打下人心基礎。

政客極強自信心致社會撕裂

同一情況在戰後經濟增長快速的日本亦有發生。1960年,日本因為首相岸信介強硬推動續簽《日美安全保障條約》,引大批民眾抗議,作家村上春樹的小說《1Q84》即以此為時代背景,可見反對安保事件影響深遠。岸信介其後辭職下台,接任的是戰後多次拜相吉田茂的門生池田勇人。上任之時,池田勇人決心做到政治上「寬容並忍耐」,放下身段以低姿態面對政治議題,經濟則以國民收入倍增為復興指標。池田勇人的做法,至今仍被認為務實管治典範:經濟全速推動,任內1964年東京奧運是其中之一成果,同一時間帶動新幹線等大型基建。政治上池田勇人絕少挑起爭論,國內國外俱是如此,其中最為人知的外交成績,是在與中共沒有建立外交關係情況下,以日本商界人士高碕達之助名義設立辦公室,以半官方半民間的靈活形式主理對華貿易。
美國與日本各自的經歷,說明所謂強人政治或強勢管治,單向操作只會帶來更大反彈。事實上,尼克遜與岸信介都是自信心極強政客,就是這種本質,令致國家陷入對立分化的延綿不絕危機,終致失去人民支持。最慘痛是付出的成本是社會撕裂,政府失去凝聚力,民間不再對官僚系統存有信任,政令難推,管治不彰。解決這一危機,除了管治人員質素提升,重建官民互信,此外是構建更大的民間空間,由下而上改造社會。美國九十年代的平權運動,很大程度是七十年代學運領袖回到地方後的政治方向調整效果,客觀上更是對七十年代越戰創傷的治療方略。
至於香港情況,四年前社會期待新任政府改善住屋問題,可是其後人為的撕裂與對立爆發,強硬治政之道導致社會對政府失去信任,世代衝突嚴重。到了今天,特區政府依然故我把施政重點集中住屋,以為社會期許與四年前相若,只是一個「住」字了得,原來矛盾早非僅限於住屋與土地,並有其他更多更廣泛的政治議題,舊日的議題設定模式已然失效。類似的政治盲點容易帶來施政盲點,而施政盲點結果是加深政治操作的盲點,這一循環的後果,已在今年9月的立法會選舉清楚反映出來。
由胡國興傳出參選到證實參選的星期三下午的香港,是值得誌記的幾個小時。在這個經濟高度發達的都會城巿,一個不為大眾熟識的退休法官參加選舉引發的社會撼動,不在於胡國興是哪一幫哪一派的人、也不是他的出選會搶了誰的票或助誰一臂之力,而是人們感到終於出現更換特首的一線希望。在夏末秋初的一個下午,四年來的鬱結似乎找到了出口,儘管是可望而不可即的遙遠,畢竟仍然是一個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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