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我34歲，是我整個人生的交叉點。那年2月，我創辦了《七十年代》月刊，在左派文化圈中創立了個人成就的高𥧌；那一年3至6月，因妻子在深圳被隔離審查，在煎熬中反思自己過去牢固確立的社會主義愛國主義人生追求，理想的破滅使自己常感到心中似乎在淌血。但接下來仍須面對現實，現實是妻子女兒仍在深圳生活，我仍在左派機構工作，仍擔任左派暢銷政論刊物的總編輯。如果我放棄那職位，多年在左派文化圈中建立的地位，會一夕消失，而在左派圈外的香港社會我只是無名小子。若作這樣選擇，不僅個人生活無着，與妻女團聚無望，還有可能牽連到她在大陸再遭到不堪對待。
因此，理想破滅是一回事，面對現實是另一回事。對於長期在理想牽引下從事文化思想工作的人來說，在理想與現實的矛盾中面臨着如何走自己人生路的挑戰。
幸而，《七十年代》創立的時空，和特殊的財務與組織關係，使我能夠在權力邊緣走鋼線。
1970年的到來，有兩個歷史少見的時代背景。一個背景是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狂熱雖已減退，但全國仍然瀰漫着極左思潮，文革派仍然囂張；在香港，左派的六七暴動雖已退潮，但左派文化界仍籠罩着極左思想，無論在大陸還是在香港的左派書店，書架上、檯面上都只有毛澤東各種版本的著作，其他所有中外古今的文化財產全被當作毒草下架；左派電影一蹶不振。大陸人也許每天都忙於鬥爭而無暇顧及文化生活，但香港左派的文化真空卻極需填補。
另一個背景是國際社會洶湧着左傾浪潮。美國反越戰運動、黑人民權運動熾熱，法國學生運動和左翼思潮盛行，蘇聯入侵捷克激起西方年輕人的反蘇情緒，日本反美日安保條約的學生抗爭激烈……。當時西方年輕人的思想取向就是反建制。這種思潮與中國的紅衛兵運動似乎遙相呼應，西方左翼人士甚至以毛澤東主義者自居。但實際上是兩回事，因為中共文革實質上是由最高領導人發動的，是權力鬥爭而不是反建制。
《七十年代》正是在中國與國際的這種時空背景下創刊。創刊初期重點放在國際問題，講世界潮流，卻迴避中國大陸局勢的討論。可以說迎合並滿足了香港及新馬左派讀者的需求，因此，創刊即一紙風行。初期的主要寫手，是《大公報》的才子，包括趙澤隆、曹驥雲（陶傑父親）、陳文統（梁羽生）、羅孚、陳凡等人。在當時的左派報刊中，他們大概覺得在《七十年代》較有發揮餘地。
在財政上，由私營的左派出版機構上海書局出資，組織上與中共黨營機構有別，雖接受中共出版界領導人指導，卻由我全權掌筆政，尤其是我有自信、恐怕中共出版界領導也明白，在左派出版機構中大概沒有人比我更能掌握讀者的需求。我就是這樣遊走在中共權力的邊緣，走着編輯自主的鋼線。其後受到中共高層重視，卻跟這種邊緣路線有關。日後再談。
（生命回望之六）
周一至周五刊出
李怡
http://www.facebook.com/mrleey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