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初，日本文藝批評家廚川白村曾提出過「現代人的四種悲哀」，為首的是「理想破滅的悲哀」。一百年後的世界，香港傑青的理想準則既已變成工作兩三年就要買到樓，恐怕很少人能夠理解何謂理想破滅，以及何以會列為悲哀之首了。
我不知能否講清楚，在我年輕的時代，理想破滅的悲哀是很深重很痛苦的。
經歷抗戰和戰後中國的凌亂與憂患，基於中共在建政前的宣傳和實際表現，當時許多著名知識分子都擁護共產黨，被傅斯年形容其學問為「三百年來一人」、倡導「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陳寅恪，在大陸變色前也拒絕傅斯年、胡適一再催促往台灣，而選擇留在大陸，錢穆回憶說：「在新舊政權交替的時刻，中國知識分子不生絲毫擾攘；對於新生的共和國，大體上保持了一種擁護、順應和期待的態度。」
1951年我15歲，剛從培正轉到左派學校香島，像進入一個新境界：同學的熱情，老師的愛護和認真，全校洋溢着嚮往新中國的氣氛。那年春天，我與一個同齡朋友前去「解放後」的廣州，見識到「新社會」的新氣象：儘管街道房屋陳舊，半夜滿街「倒夜香」，人民生活艱苦，但秩序良好，市民友善，我遇到的成年人大都顯得樂觀積極，對國家未來充滿憧憬。經濟落後，但社會進步。
四年在「愛國學校」受教育，我如飢似渴地閱讀《大眾哲學》和左派作家的作品。毛澤東說「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見識過舊時代的災難，「社會主義」和「救中國」在我的思想上打下深深烙印，為社會主義祖國貢獻是我人生的目標和理想。中學畢業後，因病在大陸高考沒有被錄取，但在香港左派出版機構工作仍然胸懷人生理想。在日間的編書工作和夜間的自修中，我大量吸取中外文化養份，並開始向左報投稿，編寫人文科學的自學叢書，漸漸被左派文化界認可。六七暴動後，在中共出版界支持下，創辦了《七十年代》月刊。自1954年中學畢業，十多年的耕耘，動力都來自社會主義與愛國的理想。在愛情和婚姻生活中，共同理想也是我們的基礎。
這期間，中國大陸的反右、大躍進、大饑荒、湧來香港的逃亡潮，曾經動搖我的信念，但我又以「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去自我辯解。甚至文化大革命和六七暴動，我也努力從正面去解讀。今天回顧，自然連自己都覺得當年太愚蠢。然而，那時我是真的相信社會主義和共產黨，於此也可見當年的理想和信念是如何地根深柢固了。
從少年時代我就認為，人不能沒有理想、沒有人生目標去生活，去工作，去追求。當一直指引我的人生理想，在我思想中破滅，那種悲哀，那種惶恐，真是難以形容。我也覺得很難跟今天的讀友說清楚。今天人們可以理解的大概是現實層次，比如事業、家庭、生計、工作平台等等問題的考慮：理想破滅了，前路怎麼走？
（生命回望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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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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