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妹妹廣東人叫姑姐，姐姐就叫姑媽。我的姑姐李麗蓮跟爸爸關係最親。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姑姐是上海有名的影星和歌星，1937年在上海同江青一起投奔延安。她那時已是中共黨員。到延安後，她與共產國際派駐中共的軍事特派員奧國人李德（原名Otto Braun）結婚。李德在1933年曾掌中共蘇區的軍事指揮大權，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共後來指稱是李德在軍事方面排除毛澤東的主張所致。代表共產國際的李德在當時中共的地位崇高。
李德於1939年奉命返蘇，姑姐與他的婚姻關係也告終了。但她在延安仍然是紅人。據我後來在上海書局工作的同事、曾在延安生活過的吳藹凡說，當時大家都知道，李麗蓮常在中共領導人家中走動。她自己也告訴過我，當年常跟毛主席打麻將。抗戰爆發後，父親把只有十多歲的一弟一妹輾轉送去延安投靠她。弟弟是我叔叔李剛，他在魯藝學大提琴。他說有一年過年，他整天待在老毛的窯洞裏。姑姐後來在延安跟戲劇家歐陽山尊結婚。
戰後國共停戰時期，我家在上海，李麗蓮同歐陽山尊從延安來上海做文化統戰工作，他們一起演出了延安小歌劇《兄妹開荒》，每天忙着與文化人來往，晚上回家常有國民黨特務跟蹤。後來我們搬去北平，山尊姑父作為國共和談的共方小組成員有時到北平開會，他和姑姐沒有放過任何機會跟我們家的每一人宣傳共產黨，我雖然只有十一二歲，也知道了毛主席和共產黨。
中共建政後，姑姐長期在全國婦聯國際聯絡部任副部長，姑父任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院長，後來二人離異。姑姐在1965年去世。
同中共高層的密切關係，並不能保護姑姐的妹妹、被送去延安投靠她的我的三姑姐。我們一直以為三姑姐在延安是病死的，直到叔叔李剛在回憶錄中才透露是在延安時期中共的「搶救運動」中，被懷疑有歷史背景問題被鬥死的，死時十六七歲。
一直同父親有聯繫的姑姐，也未能為父親在胡風運動中被指為「漢奸、特務」置一詞，反而為這個無根據的指控，跟父親保持距離，令父親有點傷心。
叔叔李剛在中共建政後，從大提琴手轉為行政幹部，擔任歌劇院院長。他十四歲就去延安的紅色背景也沒有辦法使他躲過文革的殘酷批鬥。
亡妻梁麗儀的父親是中共1929年在香港的地下黨員，根正苗紅。她1970年遭隔離審查。我當時向中共在港的領導人反映，無一言回應，連安慰的話也沒有。羅孚、羅海星都是中共黨員，被拘留判刑都沒甚麼證據。程翔跟中共關係不淺，出事時投訴無門。李波夫婦也如此。一個充滿敵情觀念的組織，組織中人都互相猜疑，對組織外的人平日統戰言笑晏晏，一旦被懷疑、誣陷，誰都幫不了忙，甚至要撇清關係。專權政治下沒有一個人是安全的。
我當年曾對共產黨員感覺神秘崇高，看多了覺得自己真是幼稚可笑。多少年了，現在還有人吹噓他同中共高層的關係，而且仍然有人相信，我笑不出來了。
（生命回望之二）
李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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