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大概只有我這樣夠老的人才在童年經歷過抗日戰爭。有記憶的年月，已是四五歲在淪陷區的上海，那時靠父親靈活應變手腕，我們一家在汪政權下過着還算富裕平安的日子。然後有一天全家倉皇逃難。我在名采寫過一篇〈九歲那年〉。七十年前的畫面，是我人生記憶的第一個零光片羽。那天深夜，一家人鋪一塊布躺在河灘上，仰望繁星密布的夜空，沒有再去幻想星星是否有生物、星星更遠處是否還有天外天，而是腦子裏反覆迴旋着那一天所看到的人世苦難。一日間，覺得自己長大了。
戰後，父親突然成為「接收敵產」的大員，在瀋陽、長春接管戲院。我們也先在上海，後到北平生活。1946-48，中國動盪，國民政府貪腐，通貨崩盤，內戰爆發，由共產黨暗中組織的學生運動風起雲湧。國民黨在東北戰敗，父親也撤離東北，他先到香港，而隨後母親也帶着我們於1948年重回香港生活。
父親大半生飄泊流離，一家人也跟着他流轉。
不久前讀到中文大學出版的《粵語的政治》一書，講到1930年代有聲電影日漸流行，而當時的南京中央政府開始推廣國語運動，想要禁制粵語片，香港就在1935年發起「粵語片救亡運動」，書中寫：「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在粵片界名人李化（我父親）……等號召下，三百餘位粵片影人聚集於香港一酒家……發表聲明」。又記載1937年7月，香港華南電影協會（父親任秘書長）派代表5人到南京請願緩禁粵語片。父親是其中之一。但隨即中日戰爭爆發，南京遭日軍進襲，禁粵片之事不了了之。
1936年，我出生那一年，父親為粵語片的整體權益奔走忙碌，那年他27歲。另有一書，記載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日軍空襲廣州，當時我父親率領一個攝影隊，冒空襲危險到廣州拍攝空襲中人民的輾轉。
在我叔叔李剛（離休時位居中國文化部藝術局局長，2007年去世）的回憶錄《歸處何方》中，記載他少年時代，是父親安排他和他姐姐輾轉奔赴延安參加中共革命救亡事業的。
我沒有同父親談過他的往事，但從一些記載來看，他年輕時應該是有理想的熱血青年，左傾，愛國，熱心公眾事務，後來與汪政權、國民黨、共產黨有聯繫，都是不得已地為了在強權下謀生計。來港後，他不斷向中共組織靠攏，一直以左派影人自居，參加中共領導的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組織活動。但中共秘密檔案中，大概一直把他視為歷史背景複雜的人士，對他從不信任，而且在1955年批判胡風分子黃若海時，中共《戲劇報》還給父親戴上「漢奸、中美合作所特務」的帽子。儘管《戲劇報》在香港發行時，把這個稱號塗黑，但那時我接觸的香港共幹談到父親時，還是帶不置可否的口吻。
父親是導演，更是製片家，擅長對付三教九流人物，但一生離不開在黨派權力下輾轉。1966年文革，67年暴動，左派影事走進死胡同，父親的電影事業也撐不下去，於是躲到澳門省吃儉用吃老本，1975年鬱鬱以終。
（生命回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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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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