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是中共建政67周年。無論是中共政權，還是港共政權，都在實施政治高壓，試圖化解執政合法性危機。將於本月下旬舉行的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更將政治高壓由黨外引向黨內。但是，無論是中國還是香港，如果不解決權由民所賦的問題，僅強調主政者的道德、能力，仍然是緣木求魚，何況中共高幹、香港特首現時都要面對貪腐、無能的質疑。
貪腐乏政績催化合法性危機
2004年9月，中共舉行十六屆四中全會，第一次就加強執政能力建設形成決議，喊出的口號相當動聽：中共要「成為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執政黨，成為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的執政黨」。諷刺的是，中共執政的民主、法治因素未見提升，執政道德反而加速墮落，高幹驚現崩塌式腐敗，自十八大至今落馬的省部級以上黨政軍領導已近200人。
在香港，董建華於2005年3月請辭，後繼兩任特首的操守、能力都進一步受到質疑，捲入貪腐醜聞的政府高官也越來越多。曾蔭權去年被控告兩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梁振英也被踢爆收受澳洲公司巨款、在橫洲事件中涉官商鄉黑勾結等問題，被判囚七年半的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更爆出曾收取北京提供的1,100萬元秘密款項，懷疑是中共挽留他繼續從政的「獎金」。
中港官員的貪腐、政績乏善可陳，無疑都是加重執政合法性危機的催化劑。但執政合法性危機的根源，在於政府的組成未經民意授權，而且，中港當權者不是從理順權力來源、接受人民授權及監督着手，去提升執政合法性，而是側重政治高壓，試圖透過整肅異見人士、整肅媒體，掩蓋危機。
中共近年打壓維權律師、打壓網絡大V、打壓敢言報章之兇惡猛於虎狼，而成就斐然的肅貪，也令人看到權鬥的刀光劍影。十八屆六中全會的主要議題是從嚴治黨，試圖重塑黨的形象，但講政治、講紀律、講黨內監督，無非是老生常談，怯於面對輿論監督、公眾監督，無異於諱疾忌醫、本末倒置。
當權者須得到授權受到監督
熟諳中共政治鬥爭套路的梁振英，一路緊跟，大肆安插梁粉干預校園學術自由，藉反港獨打壓異見聲音，頻頻向傳媒發律師信圖收寒蟬效應，結果天怒人怨， ABC（Anyone But CY）成為城中共識。至於梁振英向《蘋果》發律師信，指摘社論阻其競選連任，證明梁振英不只無意成為進入看守狀態的跛腳鴨，而是還在幻想連任，但因合法性受到質疑而狗急跳牆。有時事評論員諷刺梁振英：「破世界紀錄——史上首名以律師信控告別人，來競爭連任的地方首長，簡直係震驚全地球！」
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去年曾公開為中共執政的合法性辯解，指這種合法性源自於歷史，是人心向背決定的，是人民的選擇。不論中共建政，還是香港回歸後特區政府的成立，或者有其歷史的合法性，或者也代表了當時的人心向背，但是，歷史的選擇和人心向背都不是靜止不變的。當人民被剝奪再次選擇的權力，即失去民主選舉的權力，而當權者的道德、能力又嚴重變質或不足時，政權的合法性必然瀕臨崩潰。
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Habermas）說過，所謂合法性問題，就是一個政治制度，一個政權的威嚴和權威能否得到人們信任和承認的問題。中共政權、港共政權的威嚴和權威正面對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機、承認危機，要解決這一危機，不只要求當權者具備高尚的道德、高超的能力，更要求當權者必須得到人民的授權、受到人民的監督。由此可見，中共的整黨、梁振英的整肅異己，都不可能化解執政合法性危機。
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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