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浙江商人到香港匯豐銀行開設公司戶口，向女助理經理提供名牌香水，希望加快審批程序，惟女經理拒絕，商人則被廉署拘捕及控以行賄罪，辯方求情時指因文化差異，內地送禮是沒問題的。但裁判官指被告將差劣文化帶來香港，輕判只會鼓勵其他人輸入差劣文化，衝擊本地廉潔制度。最後內地商人被判監六個月。
確實，在國內想在正常時間內辦成事都要「求人」，也就有「中國式求人」之說。身兼全國政協委員的民建陝西省委副主委周新生曾在政協大會上發言：「我們國人的生活中，存在大量求人的事，生老病死都要求人。生得好要求人；病了，治得好要求人；死了，燒得好、埋得好要求人；上好學要求人；找工作要求人，調動工作要求人；異地遷徙取得戶籍要求人；參軍要求人；職務職稱晉升要求人，不一而足。」總之，求人者人亦求他，而且上至高幹下至布衣，無一倖免，而禮物正是重要的求人媒介。
相對而言，香港也有這種求人情況，但沒有那麼嚴重，特別是涉及公共服務的範疇，尚算公平及廉潔。那位內地商人確實輸入了差劣文化，但向香港輸入差劣文化的又豈止那位商人。中共官員特別是中聯辦官員，將國內的差劣政治文化輸入香港，對香港的禍害更甚。中聯辦「關心」特區政府施政、湯顯明跟中聯辦官員勁飲公帑茅台等就是明證。在這些溝通、交流、摸底過程中，必然是劣幣驅逐良幣，輸入中國官場差劣文化是很自然的，包括罔顧法律、不遵循程序、公帑吃喝、黑箱作業、拒絕公眾監督及參與等，那些種票、掌心雷、靠宴會會籍等踩界方式拉票的，絕大多數都是同中聯辦關係密切的建制人士、組織和政黨，
而且，中聯辦延攬一些具野心但能力不足、僅靠自己無法上位的香港專業人士，作為契仔契女，透過配票等方式將他們送入立法會，從而直接控制他們，其餘的建制派議員也難逃西環之掌。此外，中方官員還透過委任政協委員、人大代表等，控制其他建制派人士。在絕對權力之下，中共官場的差劣文化就這樣強勢的滲入香港政壇。
不過，這也不能全怪中方機構及官員。如果香港的官員、議員、人大政協等政界人士，還有商人、傳媒工作者等，都像那位匯豐女經理那樣，堅守香港的核心價值，拒絕差劣文化，即使這些差劣文化如何強勢，也難入香港雷池半步。
下跪政客精英是功臣
可是，在權力及利益的誘惑之下，絕大部份香港的親建制政客和精英都選擇下跪，也只有向中方跪拜才能享用政治午餐，個人才能獲得更大的權力、更高的社會地位和更多的經濟利益。到梁振英上台後更是變本加厲，西環的「關心」更加「無微不至」，而政府對西環的「直接關心」、「全面摸底」香港各界的行為，都視為理所當然，且以沒有逾越法律為藉口（譚志源語）置之不理。這些香港人，特別是梁振英，都是將中共政治文化全面引入香港的「功臣」。
正如彭定康所講，「我感到憂慮的，不是香港的自主權會被北京剝奪，而是這項權利會一點一滴地斷送在香港某些人手裏。」正當很多港人像匯豐經理那樣堅守香港價值的同時，也有不少港人自覺或不自覺地引入差劣的中共政治文化！
潘小濤
資深傳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