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韓三星Galaxy Note 7爆機風波，終致全球多區需要回收，傳媒提到三星時，用的是據稱源出上世紀初日本的「財閥」一詞。明治維新後，日本政府傾力扶持具壟斷性質的大型企業，遂有三井、住友、三菱、安田四大財閥。日本戰敗，美國佔領軍司令麥克阿瑟認為，戰前財閥是客觀上令致日本發動戰爭的潛在原因，勒令解散。但是到了韓戰結束，日本逐漸放寬反壟斷法，商業財閥冒起，由戰前「四大」變成戰後「六大」，在政經界擁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
南韓在1961年朴正熙政變上台之後的主政時代，亦循日本舊路扶助財閥，希望藉政府支援，令南韓由農業國家迅速變身工業大國，解決人民就業及提升經濟水平，做法是官方提供低息貸款及補貼優惠，再以政府名義擔保，協助企業向外國政府及銀團籌措資金。這種做法今天來說並不新穎，幾乎所有發展中國家俱照辦煮碗，然而像南韓那樣，被指曾把部份日本戰後賠償用在發展某些企業，「做大做強」，若然屬實，恐怕是萬中無一。
政府有意識支持下，南韓終於誕生韓籍財閥。隨着時日變遷，財閥有起有落，到了如今，三星、現代、LG、SK不僅是南韓街知巷聞的本地財閥，更是各國消費者知道的韓籍企業。不過，事物有正反兩面，一些以家族血緣紐帶建構並延續多年的財閥，歷經南韓從獨裁到民主的漫長歲月，如今陷入大到不能倒的另類窘境。以三星為例，光這一間企業，輸出佔南韓出口貨值五分一，經濟產值是全國GDP的17%。南韓財閥與父系的日本財閥相比，業務範圍遠比日本六大財閥為廣，從傳媒到醫療，從汽車到手機，生老病死幾都全包。這種企業形態風調雨順時可以闖蕩五洋七洲，一旦觸礁，上下游企業即會倒下一大片；最要命的是，財閥崛起，代價是堵塞了其他行業中小企的營養及空間。
70年代南韓民主運動初霽，社會對朴正熙政權高壓統治爆發反彈，強力批判朴扶持的壟斷企業及相關利益集團。詩人金芝河1970年發表詩作〈五賊〉，直指政府高官、國會議員、軍隊將領、副部官僚、巨企財閥是賊。在香港大受歡迎的南韓電影《逆權大狀》，片中律師挑戰權威的勇氣，可視為上溯金芝河昔日的挺身而出。金芝河其後被當局以違反「反共法」判死，引起國際社會聲援，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大師薩特、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等聯名要求釋放金芝河，南韓當局只得讓他重獲自由。
〈五賊〉當中只有財閥是平民身份，然亦名列賊榜，貧富懸殊的社會對特權階級痛恨溢於言表。南韓政治民主化之後，總統金大中矢言調整經濟結構，把打擊貪腐行為的調查指向違法財閥，同時推行反壟斷法與遺產稅，對財閥家族施以各式控制，要求管理層下放權力。無奈的是，南韓自從1986年成為貿易順差國，捋財閥虎鬚成為不可能的任務，誰都不敢把四小龍之首的經濟命脈拿來開刀。這一拖就差不多20年，直到朴正熙女兒朴槿惠上台，聲稱推行經濟民主化政策，改革財閥經濟。
老式管治甘於眼前 牛步革新
不過，朴槿惠不是美國佔領軍司令麥克阿瑟五星上將，今天的南韓亦非1945年炸剩一片殘垣的日本，外科手術式的根治財閥閃電戰當然難行，固本培元的漢方中醫也不見得容易受落，改革大計變成空言。直至這次Note 7事件，財閥可能一夜翻盤輸光的噩夢成為社會惶恐心情，先勿說三星方面決策遲緩，南韓政府也呆若木雞。雖說這是企業行為，但由於三星所佔經濟比重巨大，上下游企業盈千上萬，倘若觸及要害，骨牌效應接踵而來，到時不僅是經濟凋蔽，更是關係到政權嬗變的重大危機。
三星在Note 7事件爆發之際，宣佈董事長李健熙的獨子李在鎔進入董事會擔任執行董事。這一則顯示接班工程已經展開，李健熙兩年前心臟病入院長期未能視事，如今擁有漂亮學歷的李在鎔進入董事會，接班態勢已現。第二，三星欲藉人事調整，對外顯示「改革決心」。國際大型企業在管理或財務危機爆發後，指定動作是更換掌舵人，遠如七十年代末美國車壇巨霸佳士拿虧蝕，請來福特汽車前總裁艾科卡（Lee Iacocca）執手尾，三年內把35個副總裁炒剩兩個，並宣佈佳士拿獲利之前他只收年薪一美元。結果當然是童話結局，佳士拿死過翻生，艾科卡則寫了一本所有企業主管必買的超級暢銷書《Talking Straight》（有話直說），成為一代傳奇。
手機爆炸事件折射出三星的危機處理反應緩慢，這到底是家族式企管的死穴，抑或三星大得內部難以溝通難以下達命令，這有待哈佛商學院畢業的李在鎔面對。不過，事件令人想起幾年前的豐田汽車回收，石油危機後把美國同業打得落花流水的日本汽車工業爆發質量問題，面對舉世質疑，最後是從頭提升質量要求。但經此一役，日本汽車聲名重創，消費者那顆心總有忐忑。有一種解說是，日本有的財閥及企業待在溫飽空間太久，新式管理與技術革新牛步前進，換言之就是甘於眼前，直至吃光老本。
韓日從財閥呱呱墮地開始已是一脈相承，亦不約而同面對大到不能倒甚至不能轉身的短巷。誠然，上一代開天立地貢獻良多，可是靜處溫室不知時光流耗，走出天繭始知人間何世。這是老式管治的局限，更是老皇曆底下的宿命。
安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