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因為內地不允許紀念文革，有些刊物如《三聯生活周刊》藉紀念一些文化名人的自殺，婉轉提醒人們五十年前的悲劇──1966年5月17日深夜，鄧拓在家中留下兩封遺書，一封寫給北京市委的，另一封給妻子，然後自殺身亡。8月24日清晨，老舍獨自出走，在北京城西北角外的太平湖畔躊躇悲苦，當日深夜，跳湖自盡。也是8月24日，陳夢家服下安眠藥自殺未果，9月3日自縊身亡。同一天上午，在上海江蘇路284弄5號，傅雷吞服大量毒藥自殺，夫人朱梅馥在窗框上自縊而亡……。
早有研究指出，當時就整個中國來說，自殺有三個高峰期，一、文革初期，以紅八月為中心，到批判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二、是工宣隊軍宣隊進駐學校，各單位成立革委會，清理階級隊伍時期。第三個高峰是1970年的「一打三反」運動時期。至於自殺死了多少人，現在只能說難以統計。人們尤其是文人為什麼要自殺？為什麼一旦被指為反黨反毛、被指為「叛徒」，就成為致命一擊？
有說是愚忠明志，有說是寧為玉碎不作瓦全。最近因為編書的關係，看了不少鄧拓的資料。愈看愈驚，接着是困惑無窮，鄧拓這種既是黨政高官，又身兼傳統文人的雙重身份，是現代中國文人投身於國家革命事業的典型。鄧拓一度擔任黨的幕僚和國家政策的筆桿子，他在黨內聲望最高、最重要的職位，同時也是他文人官員生涯的頂峰，應該是從1949年秋天共產中國成立開始，擔任《人民日報》的總編輯，某種程度上成了黨的代言人。鄧拓真的是忠心為黨為毛效命，相信批評和自我批評、相信整風整黨，可以說正是他們自己在多次的思想運動中，以筆桿子為這個國家建立起一種思想道德的合法性。
為甚麼一旦被毛拋棄、被黨指為叛徒，就走上絕路？為甚麼為人民服務會有這麼大的吸引力？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怎麼會有如此之大的魔力？一個飽讀經綸的文人為甚麼會覺得，一旦被黨拋棄，就會認為是被整個國家拋棄，被人民拋棄，被歷史拋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