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局選舉塵埃落定，對香港而言，這不只是傳統上的民主與建制的對決，更是雨傘運動後的本土民族思想的首次考驗。「本土優先」雖源於中港矛盾，但兩地差異由來已久，為何近年才突然興起，成為政治第三勢力？對此，有人歸咎外國勢力，有人歸咎領導，如此單一歸因最為簡單，但卻沒有觸及問題核心。為何回歸多年，時至今天才有本土思潮興起？背後是否存在結構性原因？
在西方社會，種族融合一直是研究的重大課題。近年內地輿論的「港燦與富表妹」或「文化差異」，均只能解釋中港矛盾的一部份。過去不少研究指出，本土族群對外的包容態度，與其所感受的威脅高度相關，其中美國學者W. G. Stephan所提出綜合威脅理論（Integrated threat theory），便以不同威脅劃分族群矛盾，可供參考。
導致族群矛盾的第一類威脅為實質威脅（Realistic threats），即港人對喪失原先經濟或政治資源的恐懼，這首先見於2012年之前產科床位不足、2013年奶粉短缺等事件，後逐漸擴展至幼稚園及研究院學位、就業職位、乃至樓盤單位的零和爭奪之上。除了就業與學位兩項外，其他類似問題多源於資源不足，只能透過政策修改及增加供應解決。
第二類為象徵威脅（Symbolic threat），即雙方於道德、公民標準、行政法治、自由民主等信念差異之上，這常見於部份旅客的不文明行為報道，又或「民主能否解決溫飽問題」等爭議之上。隨着內地經濟發展，公民質素日漸提高，筆者對此持樂觀態度。至於「麵包與自由」的爭論由來已久，從法國大革命一直爭論到今。不止中港兩地，就是本土港人之間，也未有共識。反而構建社會基礎的核心價值，例如三權應分立還是協作，制衡還是效率，近年竟漸漸出現分歧，筆者認為這才是象徵方面的最大威脅。
標籤醜化激化矛盾
另外的群際焦慮（Intergroup anxiety）與負面刻板印象（Negative stereotypes），屬個人層面的未來預期，即增加交往會否對己不利、對方是否值得信任等。雖然香港素有「逃難者城市」之稱，上一代或多或少對中國有若干想法，未必全心信任，但這畢竟是50年前的舊事。不少調查亦顯示，本土思潮的支持者是回歸後出生或成長的年輕一代，五、六十後的港人反而趨向保守建制，可見歷史原因並非現時中港矛盾的根源。
選舉不是爭論的終結，而是延續。不論哪個政黨或領導執政，均要面對中港矛盾或本土右翼的興起。筆者始終認為中港矛盾是經濟問題。歷史告訴我們，大愛包容只存在於全民共富的國度，貧富不均或經濟衰退，永遠是激進排外的右翼溫床。政府要緩解不滿，必須讓年輕一代感受到中港融合的好處，例如引進新移民如何帶來就業職位，而非「勞動力」；融合如何達致中港雙贏，而非港人被邊緣化。如繼續高舉道德原則，指摘年輕一代不夠「大愛包容」，或以「害怕競爭的輸家」加以標籤醜化，這無異於傷口上灑鹽，只會激化矛盾，催生更多的激進右翼。
亦華
教育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