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第一次到北京，不是去旅遊，而是去探訪羅孚夫婦；還記得九零年代初期下機那天，北京剛下着入冬以來第一場初雪，老朋友許以祺來接機，接的是一行三人我和老友雙葉，我們住進了古色古香的香山大飯店。
那時，我還有一位老朋友段宏俊正做客釣魚台，他很驕傲的告訴我他在台灣辦的那份報紙早已在釣魚台上了架，反而其他台灣大報皆不見，我不知其故，也不想問其詳，他一向話說得很滿很盡好不怕嚇壞人的性格，有一年還要去競選台灣總統呢。
羅孚背着像書包式的布袋，帶着我們逛紫竹園，還在園內那家東坡設宴招待，請來的全是我久聞大名的北京文化界出版界大佬，在他的軟禁生涯中還能如此逍遙也是怪事。翌日段公專車到香山飯店來接，一定要我們搬到釣魚台去開開眼界，可憐雙葉之一當晚就發起高燒，想必八字與釣魚台相沖，連那國宴般豐盛的酒席也無福消受，無奈之下只好搬出來， 說也奇怪，而她的大病也霍然而癒。
羅孚終於回到香港，再度活躍在報界，大作專欄佔據了好幾家報紙的版面，真像一隻開籠雀呢。那麼忙怎敢去打擾他，某天，忽然接到一封信，有兩張信紙，原來羅孚一封，羅夫人吳秀聖也寫了一封，信中大意是不知為什麼得罪我了，竟不相往來許久……嘩，嚇得我，立刻派人送上月餅並回了一封請罪的信，為生活奔波呀……別折殺我也，如此這般才恢復了邦交。
故人已渺，長輩風範卻常令我思之倍感溫暖，當時分明已年紀不輕卻仍率性如此，老不更事的我想起往事真覺愧對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