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我不是我」，道盡了今天當公務員執行任務時的艱辛及身不由主。「若要人似我，除非兩個我」，過去的醒世名言，如今竟適用於政府官場，因為政治的我和專業的我可能不能並存、外在的我和內心的我可以完全相反，自願或被迫根本不容選擇。
司長局長澄清傳媒記錄和報道的不是「我」，但再不敢提哪個才是「我」或「我的意見」。到底誰在說真話？誰人今是昨非？公眾與傳媒不再追查探究，但公務員卻看得清楚：「凡事兩個我」，將會是未來應對內外上下的最好心態和說詞。
即使證明是「我」的錯，由於這個「我」另有其人，不是我的「真身」，所以「真我」永遠不會有錯，「百毒不侵」的豪語絕對不是空口講白話。
其實除了「非我」和「真我」，還有「小我」和「大我」的分別。個人是小我，政府是大我；特區是小我，中央是大我；兩制是小我，一國是大我……大與小一旦對立或不能並存，犧牲小我成全大我，理所當然，古往今來莫不如是。
過去官員對外發聲，只有官方立場與口徑；自從引入官員問責制，個人觀點、意見以至風格廣受歡迎，「我」的網誌、專欄、社交媒體互動大行其道，而且優劣立判。
不過，官員之間仍絕少互相批評，又或是對政府政策及中央取向作任何表態，一般人只談風月，因為這不單對個人形象聲譽有所裨益，若用於推銷所屬部門的概念與政策方向，也大有發揮餘地（陳茂波便以此保持曝光及游說）。
如今有了「我不是我」的最新示範，主要官員可以自由及主動提出與評論「非我」的意見，不啻是特區政府的一大進步。
官員再沒勇氣為港人發聲
有關《基本法》的討論，由內地法學專家、中聯辦及人大代表、以至特首及所有相關及不相關，但地位舉足輕重的問責官員都有權發表「我」的意見，但「不是我」的意見卻鮮見有人嘗試引述分析或批評，因為「非我」即是甚麼，是個人的「他」抑或是某一群組團體的「他」，若不事先清楚界定，傳媒報道以至公眾理解均有困難，說了等於沒說，所以局長此例一開，日後再有發言，記者應會開宗明義，要求發言人先說清楚：這次的「我」、「非我」或「他」是誰。
不論應邀或是主動發言，也只能顧左右而言「他」，實在是今天特區主要官員的悲哀與無奈。
由中國的傅園慧到香港的曾鈺成、曾俊華，說了幾句肺腑之言，立即傳誦一時，因為大家都覺得他們一反常態敢說真話。但這邊廂有人仍要在說話後努力為自己的「代言人」身份諸多解釋，雙曾的瀟灑與林鄭的肉緊形成的強烈對比，不論是公眾抑或是政府內的同事，對這些高官言行上的分歧的原因當然了如指掌，只不過中央還未發出最後指令，所以沒有人知道真正的最後結果而已。
港英時代的高官，退休後如王永平甚至是陳方安生，仍可自由或適時評論時政，但梁振英下台之後，恐怕再不會有任何問責官員有此勇氣，去繼續為港人發聲，因為這些官員在任內所發表的「我不是我」說話，日後若不選擇緘默，實在極難自圓其說，惟有真正歸隱英國農莊，從此不問香港政事，個人才易回復真我，不用游走於兩個甚至三個的「我」之間。
何時是我，何時非我，既然由不得我，何不暫時放下自我，從此順天聽命，笑罵由人？官到無求品自高、雖千萬人吾往矣，有自知之明者當更樂意默默耕耘，寧願悶聲發大財，也不會作無謂犧牲，凡事馬首是瞻，大我之內再無小我，公務員改革至此自必大功告成。
周信
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