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日，晴，宜出行、會友。下午三點，我坐在上環一間茶餐廳，等一個從未見過面的人。四十二分鐘後，他終於出現。陳雅明，港大學生會期刊《學苑》前副總編，髮型跟我在媒體上見過一樣，是六、七十年代「騎樓裝」，但當日最令人驚喜的，要數他那件九十年代復古風的牛仔外套，非常《天若有情》，「落日遠去人期望，留住青春的一剎」。
認識陳雅明，是因為有天我在專欄寫，小時候志願是當理論物理學家，陳雅明當日看了，在臉書告訴我，他也是。他中學參加過物理奧林匹克，且得獎，後來，用他自嘲的話來說，是「墮落從文」。見面那天他記錯時間，遲了大到，一來即忙不迭賠不是，聲如洪鐘，當場把我嚇一大跳，但坐下來後，又忽然有點兒靦腆，似乎不知怎樣打開話匣子。儘管他參與編輯的《學苑》曾被特首點名批評，他本人又被視為港獨思潮先驅之一，但說到底，他還是一個青澀的年輕人。
這次見面是我約的，於是我開門見山說：「兩個月前我訪問作家郭梓祺，他是個不合時宜的人；而你跟他相反，近年你有份編的《學苑》，似乎代表了一個時代，所以我想訪問你。你覺得你跟這時代有甚麼關係？」陳雅明毫不猶疑地大聲說：「我就在時代漩渦的中心。」但這樣一揚聲，他身後的侍應和一枱食客立即瞪着我們，神情迷惘。對，這間不起眼的茶餐廳，無論如何也不可能跟時代核心的內圍或外圍扯上關係。
我繼續問：「你對政治似乎有種理想主義的憧憬，可以談一談是甚麼個人經歷，導致你有這些想法嗎？」陳雅明說，中國人的劣根性已無可救藥，共產黨也決不可信，香港人要尋找出路，就要跟中國保持距離，越遠越好。他最終的願望，是香港成為中立國，做「東亞瑞士」。我說，中國人有劣根性，難道香港人沒有？陳雅明答：「不錯，香港人也有劣根性，但那是我可以忍受的劣根性，且香港人有望轉變，大陸人沒有。」然後他開始講述北京旅行的遭遇。
去年底，陳雅明在北京參加當地旅行社的長城遊，團費便宜，但一上旅遊巴，導遊即告知根據國家旅遊法，必須徵收額外費用。肉隨砧板上，他只好忍氣吞聲付錢。登長城不夠一個鐘，即被帶到玉石店，一個聲稱是老闆兒子的中年漢登場，跟你大談人生，時候到了便說：「難得這麼投緣，今日大平賣，這裏的貔貅玉石，每件至少四千，但你愛付多少都賣給你！」各人鴉雀無聲，老闆兒子忽然聲淚俱下：「原來朋友是不值得信任的，罷了罷了，幾百元我也賣！滿意了嗎？」結果陳的友人花了幾百塊買玉。回到酒店，陳上網查看玉器店的底蘊，一無所獲，已知受騙。這時他憶起在場的中國人，大部分對那場「戲」冷眼旁觀，大概早已心裏有數，但偏沒有一個人出聲，這種集體麻木令陳雅明非常心寒。
我明白沒有無緣無故的恨，但要說這樣便證明中國人不可救藥，也未免太輕率。追問下去，便談到悼念六四。陳雅明說：「二零一二年前後，我參加過維園燭光晚會，當時也覺得激動。但事後回想，那感覺有點奇怪，彷彿是參加團契時，『聖靈降臨』帶來的一種感動，之後我決定不去了。我其實沒主張遺忘六四，反而認為香港人該記住六四，但原因不是為悼念，而是為了提醒自己：中共殘殺學生，是永遠不可信任的政權。」
我問：「你小時候夢想做物理學家，為甚麼卻在港大讀政治和比較文學？」陳雅明苦笑：「理論物理太難了。中六前我理科成績很好，但中六開始留心時事，荒廢學業，結果讀完副學士才能升港大。」沒想到他的求學之路這樣曲折，忍不住再問他的成長經過。原來他九二年生於東莞，小一那年來港，覺得跟環境格格不入，由小學到大學，朋友不多，總有種揮之不去的孤獨感──難怪他的臉書版面是一張《東邪西毒》劇照，歐陽鋒叉着腰獨看蒼茫大地。中學時，他喜歡看孤高而愛炫技的錢鍾書和李敖，如今最喜歡的作家則是魯迅、三島由紀夫、卡繆；最喜歡的書是《異鄉人》、《變形記》、《尋羊冒險記》；對他影響最深的文章，是《吶喊》自序──「不因為魯迅的文字好，」陳雅明說，「而是因為整篇文章……怎麼說呢……有一種孤獨感，我很有共鳴，也想寫這樣風格的文章。」他現在的理想是寫小說、出版雜誌。他認為網媒只求即時反應，不重視深度分析，他希望經營紙版雜誌。至於參政，他沒詳細計劃，但盼望友人梁天琦當選後，能為他的政黨出一分力。（陳雅明現在當然知道是無望了，因為他覺得自己跟理念相近的梁天琦一樣，已被「終身剝奪政治權利」。）
從現實談到理想，由政治聊到文藝，不覺夕陽西下。我憬然明白：能帶領時代的，往往也是被錯置在時代的人，像陳雅明，一個梳阿飛騎樓頭、穿劉華外套、夢想過周慕雲生活的人。想起《吶喊》自序第一句：「我在年青時候也曾經做過許多夢，後來大半忘卻了，但自己也並不以為可惜。」 立此存照，希望他幾十年後回首前塵，依然對青春無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