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兩年來，不少日本樓盤在香港推出，雖然數量不如倫敦樓盤，泰國／馬來西亞樓盤之多，亦足以反映香港人到日本買樓的興趣大增。
肥仔K有上海同學在東京池袋區附近買入三層高平房，總面積約一千二三百平方呎，有空間招待肥仔K到東京時留宿幾晚，而價錢並不貴，上海同學因家裏有個錢，輕鬆負擔得起。左丁山一位有錢朋友到京都旅行，遊罷寺廟，好奇心起，走入房地產代理店，一個下午shopping，滿載而歸，買入的貨物就是一個市區千五平方呎的住宅單位，據說呎價六千，朋友認為便宜得難以置信。
左丁山在1980年代，每月到日本公幹，鍾情赤坂、六本木一帶住宅，記得那時呎價已是四五千港元，高得驚人，比香港貴兩至三倍，那裏買得起！那時候萬萬想不到，三十多年後香港的樓價反過來是東京的三四倍。
金融時報駐東京首席特派員Robin Harding於8月6日在金融時報的一篇特稿對東京樓價長期不升的現象，提供一個很有說服力的解釋。原來東京樓價與日本經濟自1990年後一直疲弱，固然有關，但最重要的是日本政府檢討日本經濟爆破的主因，就是80年代東京市區新樓宇供應嚴重受區域規劃（planning and zoning）的限制，炒家及發展商有炒供應短缺的機會，推高樓價（丸之內，皇宮一帶地段的總樓市價值曾等於整個加尼福利亞州），中央政府痛定思痛，自1990年代起改革地政，卒在2002年通過Urban Renaissance Special Measure Law，大事放寬區域規劃，容許商業大廈可改建為住宅，住宅大廈地下大堂及公眾使用地方不計入住宅大廈地積比，私人業主有絕對重建權，鄰居及其他人士（例如保育、環保團體）不能干預。有此法例通行之後，各地不少舊區、工業大廈、商廈很容易拆建成為住宅，FT記者居住的「港區」（品川一帶）只有20平方公里，過去20年人口增加66%，樓價上升不夠10%，而同一時期，三藩市樓價上升231%，倫敦升了441%。這是甚麼道理？2014年東京新盤動工量高達142,147，而整個加州只有83,657，整個英國只有137,010。香港呢？2015年新盤動工量有18,000伙，已是15年新高。看看這些數字，你便明白，新樓盤源源不絕，是壓抑樓價的不二法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