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英政府封殺六位市民參選立法會議員，勢必引爆政治、司法紛擾，刺激本土、港獨的思潮甚至行動蔓延。如果同台灣數十年的黨外運動相比較，可見香港正加速逆向而行。台灣的黨外運動是從違法走向合法，從獲准參選議員、縣市長，到開放黨禁報禁，再到政黨輪替，香港則是從合法抗爭走向公民抗命，黨禁報禁隱隱成形，選舉權被選舉權遭剝奪，街頭抗爭、議會抗爭趨向激烈。嗚呼，香港；哀哉，香港人。
街頭議會抗爭越來越激烈
香港人曾經享有部份自由、法治，原本要享有普選的民主權利，應該比曾經歷國民黨獨裁統治、戒嚴數十年的台灣容易。然而，在台灣實現二度政黨輪替之際，在港人以為中共會履行承諾、香港在2017年可以普選特首之際，歷史的車輪開始逆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8.31決定，催生了香港爭普選的雨傘運動，首次開啟了大規模的公民抗命，讓青年、本土成為去年區議會選舉和今年初立法會新界東議席補選的焦點，也讓中共一度在香港吹起和風。
然而，在立法會選舉提名開始前夕，梁振英政府又拋出參選人反港獨確認書，讓選舉主任行使政治審查權，至少否決了六位參選人的資格。有沒有簽署確認書，有沒有發表過支持港獨的言論，甚至參選人有沒有勝選機會，都被認為是提名資格能否獲確認的部份。但是，如果以這三條標準去衡量選舉主任的決定，見到的是因人而異，根本是一團糟，沒有可比性和一致的準則可言。選管會的獨立、公平、公正原則，已蕩然無存。
六位參選人被剝奪提名資格，不只他們及其支持者的議會抗爭之路被封殺，更會讓香港加劇體制內外的抗爭，從選前的抗議、司法覆核，到選後的呈請、抗爭，都將逆向呈現台灣黨外運動的特點，街頭抗爭、議會抗爭、輿論抗爭、政黨抗爭都只會越來越激烈。
尤應指出的是，輿論抗爭在台灣黨外運動歷史上曾發揮重要作用。其中，匯聚學術、政治、企業人才的《大學》雜誌在1970年代發出政治改革的先聲。1975年創刊的《台灣政論》月刊，則繼續搭起「民間輿論的發言台」，但因對當年立委選舉的批評，五個月後就被國民黨認定「煽動他人犯亂、情節嚴重」而勒令停刊。其後的《美麗島》雜誌更是集聚了許信良、黃信介、張俊宏、林義雄等黨外精英，1979年爆發的美麗島事件，終引致國際社會關注和介入，迫使國民黨逐漸放棄一黨專政的路線。
新一代鬥士將成中共夢魘
相比較而言，「港獨之父」梁振英對港獨的貢獻，一是炮轟港大《學苑》而令其成名，二是封殺梁天琦、陳浩天等人參選，令香港出現新一代民主鬥士，無異於為港獨創造輿論陣地及悲情人物。從台灣黨外運動歷史看，這正是民進黨日後得以成立、壯大，以致贏得民心、和平推翻國民黨統治的基礎。
在梁振英政府和中共的打壓、收買下，香港不可能誕生台灣《大學》、《台灣政論》、《美麗島》那樣精英薈萃的輿論陣地，但是facebook等社交媒體的影響力日益強大，又是梁振英和中共難以壓制的。時間、訊息容量、接觸面不受限制的社交媒體，為政治人物創造的輿論陣地也是無敵的。
與此同時，司徒華、李柱銘等香港老一輩民運人士雖受打壓，但未受牢獄之災，他們的感召力更多的是來自道德，而新一代民主鬥士不只因所謂違反《基本法》而被剝奪被選舉權，日後的抗爭也要面對違法的指控甚至牢獄之災，他們的感召力將來自悲情與道德，他們也將因經受更多的磨難而在爭取民主的道路上更堅定、更不易妥協，終將成為中共的夢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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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