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旅遊巴士着火焚燒，二十多名中國遊客橫死。原來巴士裏有太平門，只是由一塊塑膠板塞死，門打不開，就這樣一車都燒熟。
台灣文化有日治時期留下的禮儀和品味，台灣農業也有日治留下的技術革新，但台灣社會缺乏日本文化的細節經營，也沒有日本人執着的整齊和衛生。
多年前我去過台北西門町的戲院看電影，發現甬道堆滿雜物和紙箱。那時戲院不禁煙，狹窄的走廊皆易燃物品。去了一次以後發誓不敢再回頭。
中國人的居住環境喜歡堆放雜物，外國唐人街的雜貨店、飯館、地下賭窟，以至卡拉OK歌廳，一旦大火每燒死三數十人。中國人喜歡用盡和賺盡每一寸空隙，平時進出耍樂消費都覺得沒有問題，火災之後都說要檢討改進，但是不會改變的。
台灣日治僅五十年，香港英治一百五十餘年，香港人從英國學來的法治精神比台灣人從日本繼承的清潔衛生觀穩固。所以香港人在台灣人面前總覺得有一分優越感，覺得日子過得比台灣人幸福，直到一九九七年。
其實台灣已經很努力。台北敦化復興的大馬路都像東京，商店的長條招牌、電視新聞女主播結束時一聲「晚安」和微欠身一點鞠躬；上一代藝術家作家如朱西寧、陳映真、席德進，跟中國的莫言、王朔相比，一股日本知識份子如川端和大江健三郎的氣質。
台灣的生活有誠品書店的精緻典雅，然而不知何故，又有西門町電影院歌廳和旅遊巴士的粗糙致命。正如香港人有英式的法治和理性，卻又兼有維園阿伯和藍絲帶的左毛偏激。
我只能怪殖民行政管治不夠深入和完整，日本的殖民時間不夠長，因為日本太平洋戰爭太過魯莽；英國的殖民教育又只顧訓練大律師和西醫，由土著中選拔少數而培訓成精英，其餘小販、人力車夫、農民及其後裔，一概撇下不管，導致英國人撤出之後的賽馬會，一片喧嘩，手提電話鈴聲四響。
世界上的事總無完美，中國人的命運更一樣。中國在抨擊台灣交通的巴士大火，卻忘記了一九九四年浙江千島湖台灣人旅遊團也遇到謀財害命的縱火洗劫，台灣人燒死之數目二十四名，比台灣旅遊巴士火災葬身者，僅少了兩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