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來有點奇怪，我在香港長大，台灣這麼多年來都未去過，今回破例也是公幹：到中研院宣讀論文。上周末會議結束，晚飯後一行人到誠品信義店慶祝。李歐梵教授和太太在101吃飯，晚一點來。等待期間，我們隨便分成幾個圈子，宋以朗在我前方一張枱，聊得很起勁。李歐梵夫婦一到，旋即形成小黑洞，分散的人自動向他圍攏，可見質量和引力的關係，在物理和人際層面都是一樣。
歡敍幾小時，終於酒闌人散。我和宋以朗隨手截了輛計程車，一上車就聽見廣東歌。司機我只望見背影，一個戴鴨舌帽的男人，感覺三四十歲。他播的廣東歌我從未聽過，瞄一下播放清單，原來是G.E.M.。於是在隨後短短十分鐘車程，我意識到即使用廣東話交談，也最好不要提任何人名。我們的對話很尋常：宋以朗講他在另一枱聊了甚麼，然後扯到《少帥》，我最後說，很多學者看過我寫的《小團圓》評論，都忘了誰是作者，因為我的名字難記。
話口未完已到飯店。他付車資，我下車等。約十秒後，他拿着司機名片出來，神色有異，喃喃自語：「點解會咁嘅？」他從小嚇大，素來氣定神閒，我還是頭一回見他這麼錯愕。原來剛才司機給他名片時說：「宋先生，需要車可以找我。」我可肯定全程沒稱呼過他，甚至連「張愛玲」三字也沒提。他定過神後，即以統計學家口吻分析：「發生這件事需要四個條件。一，他是的士司機。二，他恰巧接載我。三，他懂得廣東話。四，他熟悉張愛玲，包括我和她的關係。同時符合四個條件的機會很微，在香港、大陸都沒遇過這種事。」最後他開玩笑說：「死啦，我哋畀人跟呀！」翌日我們告訴《印刻》的初安民和作家駱以軍這個故事，他們紛紛大喊：「很可怕啊！」
台北此行，最令我難忘的人，不是大教授或名作家，而是一位有福爾摩斯頭腦的司機，他叫任元凱。一個城市的文化水平，也許可以從的士司機身上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