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近高樓 - 陶傑

花近高樓 - 陶傑

用中文來作詩詞對聯,效果非常好。用中文來制訂法律或講道理,則是一場災難。
感知型的語文,文法很鬆散,句子的結構,不必講求上文下理的邏輯關係。中國語文屬於此型:「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花近高樓」,有人在樓上的陽台擺放了花,色彩鮮豔,樓上的人,跟你不相識,他在樓上擺花,或許是慶祝自己生日,或誌慶跟他太太的銀婚。或者,樓上住了一個少婦,她的丈夫今日從遠方回家,她歡歡喜喜,放了鮮花盆栽,等老公回來。
但是,詩的作者是杜甫,他事業失意,他流落在成都,心念長安的安史之亂。這天杜甫登樓,很不開心,明明花叢在上頭競艷,在杜甫眼中,此花變成了傷心的植物。
「花近高樓」是客觀事實的陳述,「傷客心」是主觀感性的抒情。「萬方多難」這四個字,有天地迫人的悲哀氣勢,即刻將「花近高樓」令人聯想的艷麗色彩全部淹沒,而為樓上的鮮花,賦予悲劇的色彩。
這是感知型的語文,在藝術上的成就。中文的文法鬆散,在這句詩中,變成優點,剛好主客的情與境互補,陰陽的虛與實互證。
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我可以將你與夏日比擬?你比夏日更可愛更嫵媚」(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 Thou art more lovely and more temperate)。這兩句英文詩,文法結構清晰,有主語、賓語,有說得很清楚的「我可不可以將你比作夏天」。英文的知性,用來寫詩,反而有先天的局限。不可以說杜甫比莎士比亞高,但是以詩論,或以詩來寫情,杜甫「秋興」那首,高於莎士比亞的這一闋。不是兩人的才情,而是以中文詩比英文詩的表達優勝。
中國從前的知識份子,做了大官,遇上好皇帝,像宋神宗、宋仁宗,可以跟皇帝一起吟詩作對,抒發才情,但是不可以跟皇帝辯論說道理,因為用中文來思考,可以作詩,不可以說道理。「花近高樓」令人聯想杜甫的愛國憂民之心,千古歌頌,到了明清,一句「維民所止」卻引起聯想而誅心,掀起文字獄。
實現民主,必須全民都會講道理,必須統治者也懂得理性,對事不對人,也講道理。但是中華民族及其統治者沒有此一本能。因為中文,他們從前的大腦,可以釋放靈感和想像,創作出兩千年的優秀詩篇。也因為中文,從前而直至今日,釋放疑心和仇恨,誅殺異議之士。所以一名藝人,與達賴喇嘛僅一合照,聯想之下,可以成為中國人的公敵,招致殺身之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