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中文來作詩詞對聯，效果非常好。用中文來制訂法律或講道理，則是一場災難。
感知型的語文，文法很鬆散，句子的結構，不必講求上文下理的邏輯關係。中國語文屬於此型：「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花近高樓」，有人在樓上的陽台擺放了花，色彩鮮豔，樓上的人，跟你不相識，他在樓上擺花，或許是慶祝自己生日，或誌慶跟他太太的銀婚。或者，樓上住了一個少婦，她的丈夫今日從遠方回家，她歡歡喜喜，放了鮮花盆栽，等老公回來。
但是，詩的作者是杜甫，他事業失意，他流落在成都，心念長安的安史之亂。這天杜甫登樓，很不開心，明明花叢在上頭競艷，在杜甫眼中，此花變成了傷心的植物。
「花近高樓」是客觀事實的陳述，「傷客心」是主觀感性的抒情。「萬方多難」這四個字，有天地迫人的悲哀氣勢，即刻將「花近高樓」令人聯想的艷麗色彩全部淹沒，而為樓上的鮮花，賦予悲劇的色彩。
這是感知型的語文，在藝術上的成就。中文的文法鬆散，在這句詩中，變成優點，剛好主客的情與境互補，陰陽的虛與實互證。
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我可以將你與夏日比擬？你比夏日更可愛更嫵媚」（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 Thou art more lovely and more temperate）。這兩句英文詩，文法結構清晰，有主語、賓語，有說得很清楚的「我可不可以將你比作夏天」。英文的知性，用來寫詩，反而有先天的局限。不可以說杜甫比莎士比亞高，但是以詩論，或以詩來寫情，杜甫「秋興」那首，高於莎士比亞的這一闋。不是兩人的才情，而是以中文詩比英文詩的表達優勝。
中國從前的知識份子，做了大官，遇上好皇帝，像宋神宗、宋仁宗，可以跟皇帝一起吟詩作對，抒發才情，但是不可以跟皇帝辯論說道理，因為用中文來思考，可以作詩，不可以說道理。「花近高樓」令人聯想杜甫的愛國憂民之心，千古歌頌，到了明清，一句「維民所止」卻引起聯想而誅心，掀起文字獄。
實現民主，必須全民都會講道理，必須統治者也懂得理性，對事不對人，也講道理。但是中華民族及其統治者沒有此一本能。因為中文，他們從前的大腦，可以釋放靈感和想像，創作出兩千年的優秀詩篇。也因為中文，從前而直至今日，釋放疑心和仇恨，誅殺異議之士。所以一名藝人，與達賴喇嘛僅一合照，聯想之下，可以成為中國人的公敵，招致殺身之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