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耀宗割瘜肉事件，與梁振英的行李門事件同出一轍。梁振英不肯承認行使特權，「乞人憎」至甚麼地步，譚耀宗應印象猶新，為何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時，他會重蹈覆轍，不單否認曾行使特權，且意圖把責任推卸予為他做手術的醫生，致令事件弄大，醫管局及伊利沙伯醫院非跟進調查不可，這種笨拙的應對手法，出於經驗老到的民建聯前黨主席，的確令人意外甚至惋惜。
無可否認，經過行李門事件之後，公眾對高官與知名人士獲「特事特辦」優待的慣例越來越不滿甚至抗拒，但以譚耀宗的一貫形象及住院治療的逼切性，事件遭人質疑以至鑿大的風險本來不應太高，如今卻弄至譚耀宗抱頭鼠竄，其實是因為還有頗多與譚耀宗個人無關的理由，經醞釀多時後，終於藉這次事件一觸即發。
市民對譚耀宗的「打尖」行為不滿，源於他們對醫管局的輪候時間過久極度不滿，不少市民都曾受其苦，有餘錢的還可光顧私家醫生，但若屬長期嚴重病患，很多病人在私家醫院用光積蓄或保險後才移師公立醫院；過去十多年，醫院各類服務的輪候時間每下愈況，如今「野生捕獲」譚耀宗的打尖行為，所有怨氣自然盡發於他身上。
另一方面，公營醫療系統的員工近年的憤慨亦已到了沸點。醫生的加薪示威同樣令人記憶猶新，但高永文幾個月前竟事先張揚會削減醫管局的來年支出，加上最近公務員加薪幅度實在令人艷羨，此消彼長，醫管局員工對大權在握、助紂為虐的政要，當然另眼相看。
建制形象大不如前
平情而論，作為局長，高永文雖然是「民望高」的表表者，但他提出的2千億醫院玫瑰園計劃，即使成功連任5年，能在任內完成的機會也不大；他雖然勇於見報，但只能像一個執行經理，整天不停向公眾匯報各類最新數字及工作進度，對於醫療政策及施政方向，卻從來沒有交代（例如人人關心的醫保、以及家庭醫生制度的推廣），和前任的楊永強和周一嶽相比，馬上高下立見。
換另一角度去看，如果這次割瘜肉的是泛民的司徒華、梁國雄或梁耀忠，會不會鬧出這次投訴風波？反之建制派內不少議員如陳婉嫻、王國興、鄧家彪等同屬草根階層出身，亦標榜為勞工及貧苦大眾請命，他們若在醫院獲譚耀宗相同的優待，是否也會遭到一樣的批評？今天建制派，予人廉潔正直不阿印象，與過去相比已大不如前，如果他們還不自省，失票的速度可能更會加快，被狙擊的機會也必大增。
經此一役，今後名人入院應會加倍小心，否則隨時得不償失，且會累己累人。另一方面，公立醫院的高層亦會步步為營，即使至愛親朋，也不會再掉以輕心，凡事都必先取得上級批准（最少也要知情），否則出事時獨力難支。過去前線人員可按實際環境及病人情況需要自行作決定的酌情權，誰也不想動用，除非有人分擔問責。這些轉變可能微而不見，只存在醫護人員心中，但會移風易俗，助長互不信任、互相監視的文化；為免予人口實或被人舉報揭發，一切只會依足規矩守則，即使因此而失去靈活或主動性，大家亦在所不惜。
下屬對上司的不滿、選民對政客的不滿，公眾對特首的不滿……一旦由特權事件引爆，便會出現「小驚大怪」的效應。即使涉及的特權再小，一經發酵也會變成重大的指摘，這現象過去並不普遍，今天卻十分常見，因為市民無力改變現狀、撥亂反正更不可能，只能透過這些小事怒吼，且看醫管局及伊利沙伯醫院如何跟進有關事件，會否像「行李門」事件一樣先讓其淡出，然後輕輕放下，又或是把責任直指醫院的前線人員，讓譚耀宗能步特首後塵，成功脫身。不過即使能如此解決，民建聯在9月的選舉倘若因而失票，譚耀宗還是難辭其咎的。
周信
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