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會元老級議員譚耀宗，被揭發獲得特殊安排在公立醫院進行割除瘜肉手術。消息傳開，醫管局要進行調查，譚議員也即時出來鞠躬致歉。調查雖然未有結果，但不依正規安排已是彰彰甚明，否則譚議員也毋須道歉。自從梁振英女兒機場「行李門」事件之後，短時間又爆出權貴運用特權，香港人特別應予警惕。港人長期堅持要推動民主發展，要透過制度安排確保我們的政府向市民問責，就是希望公共行政及社會管理能夠制度化、透明化及民主化，確保社會能夠在公平的原則下操作，各種社會資源與機會可以有一套具公信力的分配原則。
可以這樣說，制度發展的目的，就是要消除不公，消除特權。制度就算不一定能達致分配結果上絕對公平，也要在公眾認許的優先次序及分配原則下操作。上世紀七十年代之後，殖民地政府逐步開放，推動了往後一系列的公共行政改革。到了八十年代，政制開始開放，各級議會加入民選成份，政府的施政就更加不能黑箱作業，必須向市民作合理的交代。當時談及九七回歸，港人對國內貧窮落後及各種政治壓迫恐懼之外，最大的憂慮是香港會不會成為國內一樣的特權社會，因而要求有制度上的保證。
世界各地掛上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之名的國家，全部都高舉「自由平等均富」的旗號。但實踐證明，政治迫害、侵犯人權、政治經濟及社會權利上的極度不平等，幾乎都與那些所謂共產主義政權畫上等號。口號上說要追求平等，實際上就是特權氾濫。曾經貴為前南斯拉夫副總統的吉拉斯，50多年前寫了一本書《新階級》，說到在共產主義社會，名義上再沒有人可以壟斷經濟資源而得以高人一等，但政府權力的壟斷及缺乏制衡，令政治高層、官僚幹部等等，可以透過壟斷政治權力得到各種各樣經濟及社會機會上的好處，這正是共產主義體制下的「新階級」。
不一定需要在共產主義體制，只要權力被壟斷，特權氾濫的可能性便會因為權力的不受制約而上升。香港社會現時面對的一個最主要政治危機也在於此。前特首共產主義接受富豪款待、平價租住深圳豪宅；前廉政專員湯顯明漠視行政指引，不受規範地大吃大喝、收禮送禮。這些已是香港制度破敗的端倪。現屆特首收取了幾千萬仍然袋袋平安，其家人可以超越機場的規限，管治班子內有官員仍然擁有離岸公司囤買新發展區的土地。到了今天連議會內的資深議員，也可以爬頭比一般登記病人早43周進行手術，可見特權文化已經逐級氾濫。
政治人物權力不受制約
英國現任首相卡梅倫在下議院擔任在野黨影子內閣領袖時，其小兒子患有先天性的腦痙攣及嚴重癲癇， 2009年在英國一間醫院病逝。他的這個兒子，從出生至6歲死亡，都在英國國民保健服務下的醫院就診。卡梅倫當時貴為在野黨黨魁，也從來未試過為其兒子的治療要求任何優先及特殊的處理，就算是定期檢查及治療，也是跟所有百姓一樣先登記預約，然後往醫院排隊應診。他兒子逝世那一天，原本安排好首相出席下議院接受議員的質詢。結果，由當時的首相白高敦主動提出另作安排，原因不是要特別遷就卡梅倫，而是首相他自己覺得接受質詢的機會不多，他有需要知道在野黨領袖的看法。
相比較之下，今天我們的議會內第一大黨的一個前領導人，而且還是一個高舉「左派、進步」、以追求基層權益為旗號的資深政客，竟然以「自己工作很忙」作為解釋自己享受特殊安排的理由，是不是有點貽笑大方？這又是否顯示香港的政治文化不但沒有與時並進，甚至可能有逐步墮落至特權氾濫，一批「新階級」正利用香港政治制度的落伍及反動特性來確立管治集團利益最大化的特權政治文化呢？
鍾劍華
理大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