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六四，支聯會的維園活動一如既往主調是悼念，而港大學生會和十一間大專學生會的聯校活動則舉行論壇，主調是宣稱「刻不容緩」的香港前途問題。支聯會主席何俊仁認為任何時候都可以討論香港前途，「一年悼念嗰一晚，咁都叫浪費時間？」
六四同香港前途是否不相干的議題？公民黨主席余若薇說：「對我這一代來說，1989年百萬香港人出於憤慨和對自身前途的恐懼而上街，以及年年六四悼念活動，同樣本土。」她指出當年上街與「對自身前途的恐懼」相關。
記得1989年六四後兩天的六月六日，我主持的《九十年代》月刊邀約了演藝界積極投入聲援八九民運的人士座談，徐克說：「本來許多人對九七問題已經放棄，甚至有如等死的感覺，看不見有何種力量去要求甚麼。雖然有人在做《基本法》，但實在與我們有距離。……北京民運使我們覺得參與有特殊意義。」
如果六四發生在中英簽訂聯合聲明之前，那麼香港的命運還有可能改變。但1989年已簽訂聯合聲明5年，香港人想移民的都已經或在準備移民了，留下來的多放棄再爭取甚麼，也看不到香港人還有甚麼力量可以依持。六四後若百萬香港人要求自決，儘管或會得到國際社會呼應，但要讓尊重合約精神的英國撕毀聯合聲明幾乎不可能。因此，支持中國八九民運，盼其成功，以改變中國專權政治現狀，是當時多數香港人的努力與寄望。支聯會以平凡六四、支持愛國民主運動、建設民主中國等口號呼喚市民，可以說正當其時，香港人受六四感染而尋回中國人的身份認同並以紀念六四去推進中國民主，期盼可以改變香港命運，是八九以後相當一段時期針對中共專制政權的香港民主派主旋律。
九七後十九年的變化，特別是中共國的經濟發展帶來的是政治與社會的退步，「建設民主中國」日見渺茫。當然，人們仍然可以追逐難以實現的夢想，然而中共國對香港政經社的侵凌，不顧《基本法》對香港的赤裸裸干預，而中國人的形象越見醜惡，使香港人對中國人身份認同感迅速下滑。與支聯會領導人身份重叠的人士，在守護香港人利益的種種議題上，都顯示他們或交了白卷，或傾向大陸人或新移民利益。最重要的，是支聯會漠視社會上特別是年輕人的身份認同已徹底改變，仍然標舉愛國、建設民主中國等旗幟。年輕人把紀念六四與探討香港前途聯結，實際上是繼承香港人參與八九六四的初衷，重點是：我們要以中國人或香港人的身份去爭取更好將來。支聯會卻把悼念活動與探討香港前途問題切割，似乎真是跟不上形勢了。
人大8.31決定和雨傘運動後，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人面對未來，真有當年的「有如等死的感覺」。與中國和中國人切割，包括民主派在內的不少人可能覺得是死路一條。但至少他們在抗爭中是「活」的，而不是在中共及其代理人689對香港固有價值的逐步和全面閹割之下，處於奄奄一息的等死狀態。
李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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