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我讀初中，每晚一定要扭開收音機，聽着鬼故事才能入睡。六四前後，電台日夜播放北京消息，靈異節目讓路，我只好聽新聞。屠殺翌日，中文科的年青男教師淚眼汪汪，哽咽着向我們講解事情始末，我沒留意他人反應，但印象中我那間男校的同學多為飛禽走獸，難以想像他們會哀慟落淚。當然我明白事態嚴重，但終究哭不出來，大概別的同學也是這樣，結果就只有老師一人流淚。我這種冷淡，不知道是年紀尚小的緣故，抑或是平日看太多Hellraiser那類電影，導致感官疲勞，甚至有點麻木不仁。我從未參加悼念六四的活動，但永遠記得那年輕教師的淚。
悼念與否是個人選擇，無謂劍拔弩張。儘管一方的代表較年輕，另一方較老成，但兩派支持者都跨世代、跨階級，所以近期的六四激辯，與其說是世代或階級之爭，倒不如說是社群之爭。無論你多了解某人，一旦他置身社群，言行就往往變得不可測。在英國心理學家Frederic Bartlett的名著Remembering中，我意外讀到關於南非史瓦濟人的故事：有個史瓦濟人在旅途上借宿於同族的家，晚上賓主對談，一條奇毒的黑曼巴蛇突然從地洞爬出，客人見狀，即揮矛把蛇擊斃，同時間，主人竟用一根大木重創客人，最終客人失救而死。原來在那區，蛇跟亡靈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屋主認為客人殺了他祖父。Bartlett說，主人在其他情況可能跟普通英國人無異，但由於他深受自身社群的信念和習俗影響，有時其行為、反應對外人而言就顯得不可理喻。Bartlett在同章不點名引述一位傑出政治家的話：“The great mystery of all conduct is social conduct.”
你的儀式，他的偉論，好比彌撒聖體，在教徒心中是基督的肉，在旁人眼中只是塊無酵餅。其實你是五嶽劍派也好，日月神教也罷，都不重要，那只是生命的偶然，最重要是自己的靈魂莫失莫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