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自雨傘運動後香港本土意識冒起。在旺角事件後，本土運動與傳統的香港民主運動出現的矛盾越益明顯，最近更凸顯在如何看待六四維園集會。其實，香港的本土運動並不是雨傘後才出現，早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已出現，更與六四有密切關係。
年輕一代抗拒支聯會的六四紀念活動，是因為他們只着重香港人的身份，不承認中國人身份，而支聯會的活動有塑造或強調香港人的中國人身份之嫌。另外，支聯會的綱領包括建設民主中國，而年輕一代根本不認為自己與中國是有關。
的而且確，香港民運與中國民運有一段時期是交叉重叠的，更可說香港民運，就是第一代的本土意識，某程度上也與六四是有關連的。回望89年，北京學運是出於愛國情懷，希望中共能進行民主政治改革，令中國邁向政治現代化。港人當年支援的，確實是一場愛國運動，因愛國所以爭取中國民主化。或許不少港人也有相同的愛國情懷，亦因香港在歷史、文化及社會上與中國有難以切割的關係，故港人亦被感召去支援中國的愛國民主運動。
那時候，香港民運剛開始，是延續七十年代不少爭取保障本土利益的社會行動，如中文運動、艇戶事件、金禧事件等。在87年，香港民主運動爭取88年在立法局引入地區直選議席，以失敗告終，捲入的港人仍是非常少數。到了89年，北京發生學運，啟蒙了不少港人對民主、法治、人權的認識及渴求，出現百萬人遊行支援中國民運。在中共無情鎮壓後，港人面對已是不太遠的回歸日，促使香港民運在九十年代急速發展，以在香港建立民主政體去自保。
博弈須掌握對手部署
不少港人看到中國與香港的落差，對法治、民主、人權有了更深認知，逐漸構成了現在我們常說的香港核心價值，使香港的第一代本土意識真正形成。因此，香港第一代的本土意識，以香港為家，不再認為自己是生活在「借來的地方在借來的時間」，並透過爭取在香港建立民主政制去保障香港本土利益，是在中國先出現的危機，再因香港要面對來自中國的威脅，為捍衞自己的利益而誕生的。
當然，雨傘前後出現的新一代本土意識，是源自香港民運未能成功爭取普選而引發，並看到香港的本土利益不能再依靠一國兩制及《基本法》的框架來保障，也不是中共所賜予的，而是具有自決意識的港人所當享有的權利，亦要港人更進取地去爭取才有機會達成。但追本溯源，新一代的本土意識的出現，同是源自一個政治危機，雖不涉及中國國內的危機，故不存在任何對中國的愛國意識，但也是香港面對來自中國的威脅而出現的危機。
現在年輕人所捍衞的，實是香港的第二代本土意識，而這新的本土意識，即使你不願意，也不可能與第一代的本土意識割斷的。為了強調自己的香港身份，着意去漠視中國國內發生的事，那就好像弈棋時只顧自己的棋子如何走，完全不理會對手如何部署。在保護香港本土利益時，要同時關注中國的事，不一定是基於任何愛國情感，而是策略的考慮。
那麼，香港還會有第三代的本土運動嗎？我相信這必會出現，就是在中國再次出現危機之時，香港人在面對來自中國危機的威脅時，為了保護香港的本土利益，將會有更多人捲入第三代的本土運動。這也可能是香港本土運動能最終成功的時機。因此，第二代本土運動的重要性，不應在於如何與第一代切割，而是要總結第一代的得失，為第三代本土運動能最後收割成果做好準備。
戴耀廷
港大法律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