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書架跌出舊書，唐德剛《胡適雜憶》，八十年代初田園書屋買的傳記文學版，撿起來一看，早年讀過的痕跡還在。現在大陸，談胡先生的愈來愈多起來，只是現在人們愛說胡先生的落泊，不再說五四新文化運動他的名滿天下。其實很多胡先生小故事都來自唐德剛的這本雜憶。《雜憶》成書於五十年代初，那時候胡先生的確寂寞。有些情節讀來觸目驚心，比如說有一次唐德剛開車去接他，未說清楚等錯了街口，「我在車內看到他，他還未看到我之時，他在街上東張西望的樣子，真是惶惶如喪家之犬」，這樣的描寫，只有陳之藩筆下的胡先生堪可相比，陳之藩說胡先生是個詩人，而終作不出詩來了。這麼多年後讀來，還有「怎麼能這樣」的悔恨和悲哀。
我跳過去不忍讀這些，不知何故想再看看他談語言文字，印象之中，一個時代中的大人物總是要改革語言文字的。秦始皇如此，毛澤東如此，胡適之也是堅決簡化漢字派。唐德剛問「胡先生，漢字要不要改革？」「一定要簡化！一定要簡化！」那時大陸上批胡運動和文字改革運動雙管齊下，胡適被罵得狗血噴頭，但每次大陸的簡字表一出，他都認真評閱，閱後稱讚不已。
記得我買這本書的時候，正在讀中文系，中大中文系必修文字學，一年文字學修下來，期末功課只需要弄懂一個漢字，從甲骨鐘鼎大篆小篆隸書楷書，溯本清源，兩千年一個漢字的形音義演變，總要逾百頁原稿紙才能理得清。結論倒是簡單，和語言學家說的一樣，所謂正體異體簡體，只是約定俗成。
胡先生走了幾十年後，曾有緣多次拜會語言學家陳原周有光等先生，獲益匪淺，他們都先後主管國家語言文字改革委員會，認為文字只是溝通工具，簡化漢字便於書寫普及教育。
然而過了這麼多年，時移世易，簡體字在香港想悄悄潛進校園，未料一下子成了洪水猛獸。電腦時代筆劃繁多其實已不再是問題，既沒有實際作用，又傷害我們對文字的感情，當然吃力不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