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書架跌出舊書,唐德剛《胡適雜憶》,八十年代初田園書屋買的傳記文學版,撿起來一看,早年讀過的痕跡還在。現在大陸,談胡先生的愈來愈多起來,只是現在人們愛說胡先生的落泊,不再說五四新文化運動他的名滿天下。其實很多胡先生小故事都來自唐德剛的這本雜憶。《雜憶》成書於五十年代初,那時候胡先生的確寂寞。有些情節讀來觸目驚心,比如說有一次唐德剛開車去接他,未說清楚等錯了街口,「我在車內看到他,他還未看到我之時,他在街上東張西望的樣子,真是惶惶如喪家之犬」,這樣的描寫,只有陳之藩筆下的胡先生堪可相比,陳之藩說胡先生是個詩人,而終作不出詩來了。這麼多年後讀來,還有「怎麼能這樣」的悔恨和悲哀。
我跳過去不忍讀這些,不知何故想再看看他談語言文字,印象之中,一個時代中的大人物總是要改革語言文字的。秦始皇如此,毛澤東如此,胡適之也是堅決簡化漢字派。唐德剛問「胡先生,漢字要不要改革?」「一定要簡化!一定要簡化!」那時大陸上批胡運動和文字改革運動雙管齊下,胡適被罵得狗血噴頭,但每次大陸的簡字表一出,他都認真評閱,閱後稱讚不已。
記得我買這本書的時候,正在讀中文系,中大中文系必修文字學,一年文字學修下來,期末功課只需要弄懂一個漢字,從甲骨鐘鼎大篆小篆隸書楷書,溯本清源,兩千年一個漢字的形音義演變,總要逾百頁原稿紙才能理得清。結論倒是簡單,和語言學家說的一樣,所謂正體異體簡體,只是約定俗成。
胡先生走了幾十年後,曾有緣多次拜會語言學家陳原周有光等先生,獲益匪淺,他們都先後主管國家語言文字改革委員會,認為文字只是溝通工具,簡化漢字便於書寫普及教育。
然而過了這麼多年,時移世易,簡體字在香港想悄悄潛進校園,未料一下子成了洪水猛獸。電腦時代筆劃繁多其實已不再是問題,既沒有實際作用,又傷害我們對文字的感情,當然吃力不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