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德江訪港雖受政商界關注，特別在梁振英連任一事上，希望可以從這位處理港澳事務的超級京官口中套出北京的意思。但對於普羅大眾而言，他訪港只是茶餘飯後的話題，若非大規模封路嚴重擾民，香港人懶得理他是第幾把交椅。有灣仔上班族和將軍澳居民，認為張德江訪港「煩過佔中」，未知委員長怎去看待自己製造出來的麻煩？
在講話中，張德江引用《獅子山下》的一句「放開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要香港人支持特首和特區政府施政，搞好民生、經濟云云。不過在「一帶一路」之前，先製造了「一帶封路」，令市民對特區政府和北京的怨憤加深，就絕對稱不上是「理想」。何況國家賺的錢，不進小市民的口袋，矛盾就更放不開。
委員長所謂「看、聽、講」，難道是指「看想看的，聽想聽的，講想講的」，那些不想看和聽的，就用權力把他們壓下去，如2003年沙士爆發，能夠瞞天過海？談法治時，又有否發現自己車隊是「特權凌駕法律」，逆線行車，特事特辦？不，一個眼見沙士疫情爆發，奪去香港299條人命，卻高呼「勝利」的畜牲，其價值觀之扭曲，豈會與香港人一樣？
中共口中的「法治」，是rule by law，是美國國父潘恩（Thomas Paine）口的King is law，不是香港人所熟悉的rule of law，也不是自由民主世界中的Law is king。在中共的世界裏，法律是黨的工具，領導人一聲令下，風向一轉，愛國都可以打成反黨。1957年5月上旬，全國「大鳴大放」，不少人真心相信中共有意改革，而批評有助黨和政府「改正錯誤，提高威信」，於是一窩蜂發表意見。然而，毛澤東5月中起草《事情正在起變化》，指右派猖狂，是毒草毒氣，要鋤掉滅掉。「雙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一下子就變成「引蛇出洞」，說變就變就是他們的「法治」。
香港的成功，從來都不是建基於中共所訂立下來的「法治」。如2003年沙士一役，如果管軼照「法治」辦事，恐怕永無可能取得把病毒樣本帶回香港的許可。至於一早得悉中共隱瞞疫情的董建華政府，在沙士初期跟足規則辦事，不敢公開疫情實況，反而令疫情在香港擴散，導致更多的人染病。要說張德江是殺人兇手，董建華算得上是幫兇。
當權者看的是「保安」，小市民看的是「擾民」；領導人要的是「以法治國」，香港人要的是「以法達義」；你看的是「數字」，我看的是「人命」；你說「勝利」，我感「悲憤」。這就是中港間不可解的「矛盾」。倘若中共連當中的巨大差異都不知道，就不可能贏得香港人對一國兩制中另一制的尊重，人心不但不回歸，還會越走越遠。
范克
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