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公會退出崇基神學院「支持教會」行列，儘管公開都說與政治因素無關，但觀乎作為全國政協的聖公會大主教鄺保羅和神學院院長邢福增近年對傘運、對旺角事件特別是對大陸大規模拆十字架行動的兩極言論，加上習近平在全國宗教工作會議講話中特別提到「各級黨委要提高處理宗教能力」，聖公會由信神而改姓黨，真個是有迹可尋。
或有人會說，信神是信仰，而姓黨是服從中共黨的體制領導，只要黨領導不干預信仰，有何不可？但從中共口說宗教自由而實際行徑卻是兩回事來看，信神與姓黨是不能兩全的。
有人引錄聖經「馬太福音 6:24」說：「一個人不能服事兩個主人。他不是厭惡這個、喜愛那個，就是忠於這個、輕視那個。你們不能既服事神，又服事財富。」
一個人不能服事兩個主人，是一句放諸四海皆準的話。一個家庭如果有兩個同時話得事的家長，必亂；一個企業如果有兩個同時話得事的老闆，或老闆之外還有老闆娘指指點點，員工就無所適從。中國歷史上長時期幾乎難以避免的外戚或宦官的擅權，造成宮廷、朝政之亂，都是由於出現一國二主或三主的原故。
就地方管治來說，地方首長的責任應該是服務當地民眾，因此本地民眾就是他的老闆。如果他的權力來源自另一個更高權力，那麼他就必須選擇首先服務當地民眾還是服務更高權力。殖民地時期，港督的權力固然來自英國，但英國有為當地民眾服務的傳統，因此多數港督都以關注香港本地福祉為本份，即使與英國本土利益有矛盾，比如當年彭定康也為了香港人的居英權在倫敦力爭。而英國戰後大舉退出殖民地，相信也與避免出現兩個主人有關。九七以後，前兩任特首在兩個主人之間都感為難，最終被迫選擇服事北京主人而導致上任時雖民望甚高而下台時民望就慘不忍睹。到689上台，所有言行表現出他心中根本沒有兩個主人而只有一個主人。他早已習慣了一黨專政和中央集權政治，知道中共向來嗜權如命，對中央自己委任的地方領導尚且不放心，做得好的地方官往往被批評為地方主義。然而，香港特首的服務對象是香港民眾，在事事顧全大陸的施政下，689從上任第一天在香港就沒有蜜月期，民望插水不止，原因就是他表面要事奉一個主人，而實際上卻是事奉另一個主人。
就價值觀來說，我們不能既信奉職業價值，又信奉非職業的另一價值。比如大眾媒體的工作，老闆只能是受眾，而不能是廣告商或政治權力。想兼顧就會失去了大眾的支持。其他任何不同行業也一樣。
就信仰來說，馬太福音說的是你不能既信仰上帝，又信仰財富或世俗的權力。不過神職人員也是人，也會有種種人性弱點，在權力光環或利益籠罩下，以為可以既信仰權力與利益，又信仰上帝，而事實上卻是對上帝的背叛。
李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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