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李門事件擾攘了一個多月，保安局、機管局作了許多解釋，出了報告，梁振英回應了幾次，但許多問題不但沒有澄清，而且越說越糊塗。
首先，對所有航機乘客尤其機組人員，最關緊要的事，就是飛航安全；而送行李事件牽涉安全的，就是「同行同檢」是否必須。在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上，林大輝拿出一塊板，表示若TSA考同行同檢問題，列出三個答案供選擇，分別是需要、不需要或按情況，問在場的保安局長黎棟國及機管局機場運行執行總監吳自淇，哪一個才是學生應該回答的正確答案。但兩位負責官員對此簡單問題都沒有正面回答。
不能就經常使用機場的旅客安全問題作明確而清晰的回答，這個政府真是很廢了。國際組織的安檢和訓練文件白紙黑字列明行李必須由物主帶同安檢；保安局出的「香港航空保安計劃」文件第6.2.10段指出：所有安檢程序必須在乘客在場的情況下進行。但現在黎棟國和吳自淇說，同行同檢的要求，只適用於第二次安檢。至於早前說去年有517宗代客送行李事件，其後公佈即日代客將手提行李送入禁區的，去年只有23宗，而且沒有交代是在怎樣的情況下、通過甚麼程序、多長時間實現代客送行李的。因為所有傳媒的試驗都無法成功。
第二個問題是梁振英及其家人，在行李事件中有沒有行使特權向機管局或國泰員工施壓。朱幼麟透露，梁特與機場員工通電話時「整喊」該員工。梁周二回應表示，從報告及公開文件，均沒提及他曾「整喊人」，認為足顯示他沒行使特權及施壓。這段話的引申謬誤至為明顯，因為報告和文件沒有提及，不能證明「整喊人」事件不存在；而即使沒有「整喊人」也不等於他沒有行使特權及施壓。
第三個問題，是關於早前梁頌昕向機管局出律師信施壓的事，689辯稱頌昕「作為人客，她在那一個小時裏所面對或者經歷過的事情，應該對機管局全面了解有幫助」。如果梁頌昕要藉律師信說明她在這一小時內的經歷的話，那麼在這一小時內所有跟她、跟唐青儀、及電話上跟梁振英接觸過的機場人員，他們的經歷更應該對機管局及市民了解這件事有幫助了。可是，在機管局報告中，完全沒有引述這些當晚與梁及家人接觸的人士的證言。梁振英當日與國泰女職員在電話的對話內容，報告「一個字都冇講過。」朱幼麟問，「點解女職員要䁥埋？」實際上，不僅這女職員要躲起來，連所有當天與梁家人接觸過的人都要躲起來，為了方便689隻手遮天。
因此，政府提交給立法會保安委員會的文件，並無提及梁振英一家的名字，只稱為「3月27及28日發生的機場事件」。機場每天發生那麼多事件，是甚麼「機場事件」？何以不能講涉特權事件、或中性地直指是梁家人的手提行李事件呢？可見政府包庇梁振英家人已至為明顯。
政府保安官員不敢正面回答是否應該同行同檢，由此而破壞機場安檢制度，製造乘客尤其是空服人員的危機感，全因包庇梁振英的特權惡行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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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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