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大概六、七年前，香港電台製作了一套「真人騷」《窮富翁大作戰系列》，找來一些自認「不知民間疾苦」的二世祖和小資產階級，去經歷窮人生活。坦白說，當時我心想，所謂體驗貧窮，是偽善的行為。貧富可是隨機的結果？可能對那些出生在勝利組的人，財富的確是從天而降的福。
早兩天，前政助陳智遠力數政府高官虛偽的七宗罪，其實反映了香港文化的常態。堂堂一個行政長官，在公眾面前扮演窮人，然後說知道他們的處境很困苦，說穿了只是一場重複又重複的政治表演。誰不知貧窮的生活面對各種挑戰？社會真正要探討的議題是，究竟貧窮是否有某種規律？是不是有某類人的社會流動性特別低？又或者某個地區的居民，一直貧窮，也沒有能力離開他們的生活環境，尋求工作和脫貧的機會。
究竟香港有沒有結構性的貧窮問題？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首先要定義何謂貧窮。記得有一次在某個財政預算案的評論節目上，同場還有黃洪博士。節目主持人本來擔心我們兩個意識形態南轅北轍的人，會擦出不能抑止的火花。結果出乎意料，我們竟然在貧窮的定義上不謀而合。
黃洪博士認為，近年被拿來大做文章的「相對貧窮」，不但會分薄有限資源的分配，令社會上最有需要的人得不到足夠的支援，政策也會傾向以補助最多人數的群體，而不是將資源投放在最有需要的人身上。假如以「絕對貧窮」作為貧窮政策的標準，政策的制訂就不可避免面對定義「最低生活標準」的難題。何謂生活最低標準，不但主觀，在政治上也極為棘手，因為無論怎樣界定絕對貧窮線，在線上邊緣的一群，肯定會覺得自己被忽略，最終都有人抱怨絕對貧窮線定得太低。政府選擇以「相對貧窮」來劃線，其實是一次政治的權宜。
生財概念被政策扼殺
就算是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我也不會否定，社會上有窮人。可是我們不會假設，只要有財富再分配機制，就等於助人脫貧。真正關心貧窮問題的人，一定會追問下去：究竟窮人是否有上流的機會？以及怎樣積累社會資源去幫助窮人脫貧？
當一個地方，貧窮的人口佔多數，那就代表了制度真的非常有問題。世界上這種共貧社會，多不勝數，但香港絕對不是多數人貧窮的社會。不過，事實也擺在眼前，香港不再是過去那種高增長的經濟，正漸漸變成一個以資產泡沫經濟主導財富分配的投機性社會。社會上已經擁有資產和沒有資產的，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斷裂現象越來越嚴重，矛盾和差異也漸漸演變成政治上的對立。「成功靠父幹」這一句網絡名言，似乎是最能反映社會流動性減弱之下新一代的情緒。
資產不等於資本。本來，任何可以生財的，都是資本。可是香港雖然號稱是世界最自由的經濟體，但要創業創新，卻是處處要面對政策障礙。結果，許多能夠生財的概念和方法，都被扼殺了，生意做不成，剩下可以生財的就只有收租的業權和物權，資產和資本也被壓扁了成為一個概念。
沒有業權和物權的人，就只有出賣時間和勞力。本來，在一個高增長的社會，因為生產力的不斷提高，做一個簡簡單單的打工仔，收入和生活還算過得去。可是，科技的進步令不少工作被取締，教育制度和社會普遍預期則仍然停留在八、九十年代；現實和預期的落差，形成了一代人的無力感。他們今天雖然不算貧窮，但也難免擔心日後的生活水平，也解釋了為何有那麼多年輕一代如此落力爭取全民退休金。這一代人，甚至不相信社會流動性，不再相信香港有將來。窮富翁般的公關表演，不但離地脫節，更教人感到極度可厭可憎。
李兆富
Common Ground HK召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