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拙文提到最好最壞的時代，結尾是「至於最壞，不用說了」，朋友問那是甚麼時代，何以不用說。我的回答是：看文化，教育，言論，學術，人品……。人文才是國家民族的根本。政治經濟都是一時的。
民國時代的北大、清華等學府，有多少大師級的教授？培養了多少有理想有追求的滿腔熱誠的學生？社會上出現過多少經典級的著作？有過多少影響深遠的文學作品？這些人文科學成果，直接或間接塑造社會意識，建立社會人品。儘管政治腐敗、經濟凋敝，但社會沒有潰爛，傳統道德仍然穩固。所以，周有光說，「從文化上看，最好的是民國時期」。我於1945至1948年在大陸接觸到的老師、文化人，都是有理想有品格的人。1949年後在左派學校接觸到的老師，由於大部份是來自廣州的進步大學生，也仍然感受到他們對教育事業的熱誠、對學生的關懷愛護。然後，隨着大陸「權力至上」的變化，教育也變味了。香港左派學校相信也受影響，但我沒有切身體驗，不能評估。
昨天提到大陸網上的一篇文章，題目是：《上帝給中國還留下了幾個有良知的人》，講的是幾個敢於說真話的知識人，他們大部份是民國時代留下來的知識分子。中國之大，人口之多，有良知的就只有「幾個」，而且還是前朝留下的。除了周有光，文章還錄有其他有良知者的名言。86歲的資中筠說：「清華就像一個大官，非常勢利，向權力和財力聚集。而中國名牌大學招天下英才而毀之，傷天害理。在中國的所有問題中，教育問題最為嚴峻。從幼稚園開始，傳授的就是完全扼殺人的創造性和想像力的極端功利主義，中國教育不改變，人種都會退化！」
77歲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錢理群說：「我們的大學，包括北大，正在培養一大批『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他們高智商，世俗，老道，善於表演，懂得配合，更善於利用體制達到自己的目的。這種人一旦掌握權力，比一般的貪官污吏危害更大。我們的教育體制，正在培育『有毒的罌粟花』」。
61歲的社會學教授孫立平說：「一個號稱為人民服務的國家，對官的照顧卻無微不至。世界上有離休一說嗎，只有中國有；有常規化的公款吃喝旅遊嗎，只有中國有；有不成文的子女就業照顧嗎，只有中國有；有專門為領導犯罪設立的豪華監獄嗎，只有中國有。」他還說：「現在的危險不在於揭竿而起的動亂，而在於全社會的潰爛。」
全社會的潰爛主因是權力的絕對，而教育培養「有毒的罌粟花」更毀滅了民族的未來。民國時期的教育部長，都是有獨立意識的、才德兼備教育家，如蔡元培、黃炎培、章士釗、蔣夢麟、朱家驊、梅貽琦等，中共建政後全面倒向技術性的培養，人文科學凋零，向權力與財力聚集。香港，要跟着極端功利主義的路向沉淪嗎？
李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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