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梁振英女兒行李門事件，香港空勤人員總工會曾發公開信表示，對任何踐踏香港航空飛行安全的行為都絕不妥協，否則「將會是一場永無止境的惡夢」，而且不排除因此發起靜坐。民航處又發聲明回應，強調梁特女兒有關行李已滿足有關保安規定，但就未澄清乘客是否必須與行李同行及經過安檢、過往同類情況是否嚴重。
高幹特權有制度保障
負責制訂和貫徹執行機場安全及航空保安標準的民航處，為甚麼不願意與前線空勤人員站在同一條線上？是對機場保安標準及程序的理解不同，還是另有內情、抱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民航處處長羅崇文聲稱，機場保安公司曾以相同手法處理旅客遺漏的行李。前處長林光宇更稱，航空公司如是為「熟客」提供客戶服務，問題不大。他們言而之意，似是民航處一直掌握航空公司為「熟客」特事特辦的情況，並認為行為並無不妥。
令人擔心的是，保安局、民航處、機管局不理會公眾及空勤人員對行李門引發的梁特濫權、機場保安的不滿和擔心，是不是為了確保那些「熟客」的特權？行李門會不會成為香港引入中國的飛行特權制的突破口？
早在1970年代末，中國限制高幹搭乘專機後就出台了《關於重要旅客乘坐民航班機運輸服務工作的規定》，其後曾作修訂，現時使用的是1994年版。可享有重要旅客（簡稱要客或稱VIP）待遇的除外交使節外，還包括副省部級以上黨政高官、在職正軍級少將以上軍官，所享禮遇包括「對重要旅客，值班領導要親自迎送；對國務委員、副總理以上的重要旅客，各單位主要領導要親自迎送」。
中國的飛行特權，除了明文規定的迎來送往、航程通報、機上禮遇外，還衍生「等埋要客」等特事特辦的慣例。執行逾20年的要客服務規定，2013年再度引致輿論炮轟，就因為中國紅十字協會有一個副會長（副部長級別）被踢爆因遲到而令班機延遲起飛等候。又有新華社記者披露，作家郭敬明因給軍隊歌星韓紅寫歌趕不上回上海的班機，擁少將軍銜的韓紅一個電話就讓班機延遲起飛等候郭敬明。而機場、航空公司對這類因「等埋要客」而延遲起飛的事件，給旅客最常見的理由就是航空管制。
莫等無法拒絕再後悔
「等埋要客」中國內陸航班嚴重延誤痼疾的病根之一，也曾波及跨境航班。香港航空曾有航班由貴陽機場返港時，有一名女武警要求飛機延遲起飛，理由竟是要去替長官買煙，但被香港的空姐拒絕。可笑的是，在中國輿論炮轟下，又有習近平嚴令官員改進作風的八項規定在前，中國仍奉行飛行特權制，也難怪強國人出遊時不時在國際航班上出醜賣乖。
如果同中國「等埋要客」的飛行特權制相比，梁家行李門事件自然算是小事，送一件經安檢的行李到禁區，同送機人員直入禁區、全機旅客要等埋高幹或將軍或他們的親友再起飛等行為，的確是小巫見大巫。但正為有中國「等埋要客」的飛行特權制為先例，梁家行李門事件的影響不只要從香港角度去審視，也要從中港關係角度去審視。
從空勤人員的角度去看，梁頌昕的行李萬一被人調包或在安檢時發現有危險品或毒品，被指令送行李的地勤人員都免不了要接受調查，豈不是要無辜受累？從香港角度去看，行李門事件涉及梁振英濫權問題、機場保安問題，直接影響香港聲譽、法治，豈能等閒視之？從中港關係的角度去看，香港一班高官、親共人士爭相為行李門辯護，孰知是不是為那些享有中國飛行特權的權貴在港享有「熟客」服務尋找藉口？是不是為日後香港機場也出現「等埋要客」事件尋找藉口？如果等到香港的航空公司無法拒絕送政要及其親友的行李入禁區、無法拒絕等埋替長官買煙的武警、無法拒絕等埋遲到的中共高幹時，再想起去抗爭，後悔就為時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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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