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繼有新政治團體公開就香港未來憲制安排提出新主張，有團體爭取香港獨立，由學民思潮蛻變出來的新政團則提出2047年後的香港憲制安排該讓港人自行決定，選項包括一國兩制、一國一制或獨立等。對很多建制派政治人物以及北京同路人而言，這些涉及港獨及改變香港憲制安排的建議毋寧「大逆不道」，既不符合北京對香港的政策方針，也跟政治現實相距十萬八千里。為此他們的反應異常激動，譴責批判聲固然不少，提出刑事追究的人也所在多有，總之一派殺氣騰騰的樣子，只差沒說要在萌芽階段就把這類想法連根鏟除之類的狠話而已。
老實說，在全球化的世代，在人口流動不斷及主權國家權力受侵蝕的此刻，希望重新檢視國家的憲制安排，重新檢視自己的身份（identity）毋寧是正常不過的事，甚至是國際社會的潮流。蘇格蘭民眾在跟英格蘭合組聯合王國（United Kingdom）後三百年就希望重新成為獨立國家。西班牙加泰隆尼亞地區同樣希望自成獨立國家，跟西班牙其他地區分開。至於由西方強分國界的中東地區，多個少數民族如庫爾德族努力爭取獨立建國等同樣路人皆知。
重訂權限界線是公民權利
即使在歐美等發達國家，隨着來自其他地方有不同宗教及文化的移民人口增加，原本的國民身份及認同也受到巨大衝擊，誰是法國人、德國人，誰是美國人都成為重大的政治及社會議題。
香港面對的全球化及人口流動衝擊比西方發達國家有過之而無不及，香港現有的憲制安排是否最合理，是否對全體香港市民最有利，有關安排到2047年是否仍然適用是個很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是個需要不斷反思的問題，有團體提出建議及引發討論實在理所當然，也有助釐清很多根本的政治概念及原則，不管是京官、建制派或其他政治人物都不必大驚小怪，反應過敏，視之為甚麼洪水猛獸，又或以不倫不類的比喻抹黑。像前梁振英競選辦成員劉炳章般把港獨議題說成是「打劫銀行」就只反映他的無知與粗陋。
打劫銀行涉及的是掠奪他人財物，侵損他人的權益的行為，從原則到法理都是錯的。改變香港的憲制安排包括建議香港獨立則是在要求重新訂立國家或政府與人民的權限界線，推展個人的政治自由，是公民應有權利，兩者有本質的分別。而只要整個港獨討論以至爭取過程堅持和平理性非暴力，不涉及強制及違法行為，政府或執法機構沒有理由限制或阻止。事實上若果劉炳章的說法成立，那幾百萬蘇格蘭民眾前年九月豈不是一起「打劫銀行」？英國六千多萬人民豈非在坐視蘇格蘭人「打劫銀行」？
從正面的角度看，香港社會能否容得下對香港憲制安排的理性討論是重要試金石。若容得下對港獨問題的認真討論便說明這個城市有相當寬鬆的討論空間及環境，可以讓不同意見、不同想法的人自由交流，即使敏感課題或政治不正確的議題也不例外。這不是比任何口號、領導人保證或條文更能顯示「一國兩制」的作用，更能顯示《基本法》及香港法律能保障個人的自由包括言論自由嗎？試想想在內地有哪一個城市，哪一個地區，哪一個平台可以無拘束不受限的討論國家或個別地區的憲制安排？只要明白這個道理就應該對新政團的一些政治建議、提議泰然處之。不必如臨大敵，更不必拿些不倫不類的比喻抹黑有關討論，不然只會自取其辱。
《聲明》制訂已超過30年
應該看到，《中英聯合聲明》及一國兩制方針制訂已超過三十年，香港改變不少，中國的轉變更是巨大，甚至整個世局也不同了（美蘇兩極冷戰已成陳迹）。從這樣的角度出發就不難明白，香港2047年後的憲制安排不可能不變。而越早開展討論，越早讓港人廣泛參與過程其實越有好處，越能減少往後的震盪，讓過渡更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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