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學最後那年的重要程度，似乎怎麼形容都不為過——至少那時我們惶恐得認定，一考多少可定終生。可氣學校不知何故別處調來一位歷史老師，管理這一班學生。
老師四十出頭，有北方中年男人的壯碩魁梧，雙眼如銅鈴，一睜開就鼓出來，探照燈般掃視每個學生。他對女生的髮型衣着有嚴苛的要求，夏天露出胳膊腿都算賣弄風騷。遲到簡直天下第一等罪惡，需私刑伺候：遲到一次罰站一堂，兩次站一天，三次就收拾好書本回家，不必再來，雖他本人動輒遲半堂課才現身。最可氣是他按成績將學生分等，從倒數第一名開始給人取外號，什麼四大金剛、五個烈士，言語之間盡是諷刺。
起初散沙一樣的整班同學因着共同的憤怒和委屈聚集起來，先開始只是抱怨、詛咒，對未來憂心忡忡，之後幾個學生提議聯名上書，找校長投訴，要求更換老師。大概有兩周工夫，放學後大家聚在一起頭腦風暴，力圖將老師的惡言惡行梳理成文，全班簽名，呈給校方。事情如何操作大家全憑猜測，校史中沒找到前人的類似事迹——「也許有過，但被偷偷擦掉了。」也有人這樣想。
「教學錯誤」、「虐待學生」、「玩忽職守」，幾個罪名下再列出時間地點人物的事實，大家邊校對，邊為彼此的大膽感到興奮。
「我覺得應該再加一條，一條關於政治的，學校看到肯定害怕。」大家都看着說話的人，不太明白他在說什麼。那是個早熟的男生，同伴都穿T恤運動衣的年紀，他着白襯衫返學。平日裏他也看不起填鴨教育，可又會實用主義勸誡說背書只是工具，背背無妨，只要能將你送去好的學府。
他不緊不慢解釋：「記不記得有次近代史課，他說江澤民曾經出賣國家，秘密割讓土地給俄羅斯。」其餘人恍惚不明這事有什麼重要，或根本想不起來曾有過這席話——高考不會考的內容，本質上是不存在的。「你們聽我的，就寫在最後吧。」打字的同學將信將疑，但還是照做。
事情出奇順利，校長找到領頭的同學座談，並沒有提那個老師，只是聲音洪亮地表示事情會為我們解決。老師更加生氣，三番兩頭找我們訓話。再過幾個星期，他消失了，有人說他去到某個南方城市重新開始。
替換他的老師對我們說的第一句話是：「我特別願意溝通和聽取意見，希望大家能夠信任我，有什麼都可以告訴我。」
她溫柔地笑，眼睛瞇成月牙：「好，現在上課。」